第二章赤诚与虔诚：唐三藏与早期基督徒的比较
前面说了，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是“诚”，而诚的最直接体现又是忠孝仁义，那么按理说，中国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没有机心、最重信仰、最单纯天真的民族了。然而事实又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看近年来书摊上充斥于目、泛滥成灾的“中国谋略”“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三十六计”“智谋奇术”“阴谋权术”的书，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实的民族，中国人搞阴谋、算计人世界第一！
要解决这一表面上的矛盾，必须涉及中国人对“诚”的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不搞阴谋诡计是一种“诚”，玩弄智谋权术也是一种“诚”，而且更“诚”！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而“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天道之微妙难测，只有真正诚心的人才能参透；所以，对于那些怀有危殆的“人心”“私心”的人来说，那真正具有“道心”“诚心”的人反而成了最高深莫测的“阴谋家”。这位阴谋家由于体验到只有自己的诚心才真正与天道相通，因而可以无比轻蔑地斥责别人：不要搞阴谋诡计！同时认为自己搞的不是“阴谋”，而正是大道和“阳谋”。
那么，有什么标准可以把“阴谋”与“阳谋”、把“唯危”的人心和“唯微”的道心区别开来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成者为王败则寇”。因为自然的天道是绝不可能失败的，凡是败亡者都只能承认“天命如此”。在理论上说，中国人一般相信“诚则灵”，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在现实中，人们总是无形之中“灵则诚”。这两种态度，前者是书呆子的态度，后者是实干家的态度。
要找书呆子的例子，《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可以作为典型。唐僧上西天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贯穿于其中的无非诚、信二字。由诚而信，以信显诚，而这种诚，与小孩子不谙世事的那种赤子般的诚心实意相似，因而称之为“赤诚”。
《西游记》中写到，唐僧要去西天，在佛前拈香发誓曰：“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临行又指心点头，对送行的众僧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设下洪誓大愿，不由我不尽此心。”
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信念既是如此赤诚和坚定，似乎使人觉得，有这样的信念作为事业的支柱，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不过，在《西游记》后来的描述中，作者吴承恩却好像处处都在与唐僧这种“心诚则灵”的书呆子态度开玩笑，或揶揄，或挖苦，直到耍弄够了，才搬出各种偶然性来救唐僧一命，使“取经”的事业能够继续下去，不致中途夭折。书中写唐僧初出长安，刚到大唐边界，就遇着什么牛精熊精，把两个从者活生生地吃了，单留着唐僧准备慢慢来吃，“把一个长老，几乎唬死”。幸亏太白金星搭救，逃离虎穴，又为毒蛇猛虎围困，若不是碰到专治蛇虫狼虎的刘猎户，早已命归黄泉了。
唐三藏手无缚鸡之力，空有一腔信念，如何取得西天真经？作者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有七十二变的本领、大闹过天宫的孙猴子做他的徒弟。这孙猴子可是个不服管的主儿，只因五百年前受到如来佛祖的暴力镇压，没奈何与观音菩萨达成交易，皈依佛法，保唐僧去取经，许他“功成后自有好处”。看得出，这猴王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生死轮回，脾气暴躁，好勇斗狠，只有一点真心，要图个自己快活。当初身遭厄运，为求解脱，才答应收心归正，何况又有“好处”**，其西向取经的目的和意向，显然与唐僧大异其趣，由此就生出种种矛盾来。
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耐人寻味。孙悟空归正之初，真心丝毫未灭，仍是任情使性，遇着一伙杀人越货的贼人来抢东西，被他一顿棍棒，尽皆打死。唐僧就恼了，道：“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全无一点慈悲的好善之心！早还是山野里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我又做得白客，怎能脱身？”悟空道：“师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三藏道：“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敢行凶。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六人，如何理说？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孙行者一气之下，将身一纵走了，唐僧又自己懊悔不已，只好以“命里不该招徒弟”自宽自解。
有趣的是，作者一方面对唐僧的书呆子气极尽嘲弄之能事，另方面又写唐僧在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那么不通世故。在作者笔下，唐僧的信念和原则一开始就和实际的利害考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大打折扣。既然出家人爱惜生灵，那么“山野”杀人和“城市”杀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他担心的却是“告官”“不得脱身”这些事。可见唐僧也并不真呆，只是比起孙悟空来，他要呆气、蠢气得多，这就使他口里的话说出来不合逻辑、混账——仿佛自己真让贼人打死了，反倒能“脱身”似的。
唐僧的世故还不仅如此。书中写孙行者走后，唐僧凄凄凉凉，一人独行，忽遇着观音菩萨化作一老母，送他一顶帽子，传他一篇紧箍咒，叫他以此来制服猴王。不久猴王回心转意，一片诚心地来找唐僧，辅佐他再上西天。为了替他找水喝，悟空打开包袱寻钵盂，发现了那顶帽子，因问道：
“这花帽是东土带来的？”
三藏就顺口儿答应道：“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行者道：“好师父，把与我穿戴了罢。”三藏道：“只怕长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罢。”
好个阴鸷的唐三藏！好个“顺口儿答道”！从来只讲诚信、不计成败的书呆子，竟也会顺口儿撒谎，连草稿也不打，还说得顶像那么回事，把个一脑袋小聪明、其实天真不谙世故的孙悟空，一下子就轻轻巧巧地控制于股掌之中，动辄就要念那紧箍儿咒，逼迫孙悟空按他的意志办事。事实证明，除了第一次用来迫使孙猴子就范之外，唐僧的咒语没有促成任何一桩好事，只是给他们师徒带来没完没了的磨难，体现出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事。
但是，正因为这一制服孙猴子的阴谋最终出自于代表“正道”的观世音之口，所以它就是地地道道的“阳谋”了。唐僧的撒谎只不过是“顺口儿”的“小节”，重要的是，不降服孙猴子，“大道”便不行，取经之事便没有可靠的保障。为了取经能够成功，撒谎、欺骗、陷害、机关暗算，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最好是“为尊者讳”，隐瞒不说。但小说家的事却正在于把这些地方不露声色地如实点染出来。
不过，唐僧的这种世故和阴险，在《西游记》里也只出现这一回，尽管这是最关键的一回，它说明“诚则灵”和“灵则诚”、崇高目的和卑鄙手段、书呆子和实干家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的。在后来的故事中，唐僧似乎才成了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而把耍弄手段、欺诈瞒骗、弄脏双手的活都推到了孙悟空身上。大概由于有了个干实事的，他才有恃无恐，可以高高在上、自鸣清高了。
为了保持自己崇高的“理想主义”形象，唐僧真是“诚”到家了，在“三打白骨精”那一段，甚至说出“打死这个无故平人，取将经来何用？”的混话，真有“宁要一身清白的‘草’，不要取得真经的‘苗’”的决心。当然，即使这时他也没忘了那“荒郊杀人”与“城市杀人”的区别，为了怕连累自己吃官司，最后还是把孙悟空赶走了。后来唐僧被妖精变作老虎，关在笼里，是猪八戒去花果山请得孙悟空回来，才脱此难。唐僧却又不知忏悔，依然居高临下，表扬悟空：“贤徒，亏了你也！这一去，早诣西方，径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在他看来，只要有“向前看”的崇高目的，过去所犯的错误，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就都可以一笔勾销，用不着反省了。
事实证明，正因为没有自我反省，那唐三藏丝毫也没有吸取此番的教训。当孙悟空又一次打杀了行凶打劫的贼人时，他又故态重萌，甚至变本加厉，居然在盗贼的坟前祷告：“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连八戒都笑他“师父推了干净”，最后又一次驱逐了孙悟空，却立即落入了假猴王六耳猕猴的圈套。脱难后，还是观音菩萨来打圆场，才使师徒重归于好。
总之，唐三藏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是从不作检讨的，因为他自信代表了天道、正道，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切善善恶恶的绝对标准，因为他的心最“诚”。赤诚之所以是赤诚，就在于它根本没有反省的余地，正像一个赤身**的人再没有衣服可脱一样。
唐僧的这种“赤诚”所导致的不知反省的坚定不移，就是中国道德高尚的所谓“君子人”的信仰。显然，这种信仰与其说是相信某个未来的东西、彼岸世界的东西，不如说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诚心、本心直接就是世界本体、天道；这种相信的根据既不在外部世界的确证，也根本不在自己行动的后果，而仅仅在于对自己的诚心诚意“中止判断”，在于不加反思地直接肯定自己现在、此时此地的“本心”。因此，不反省自己，不“触及自己的灵魂”，却处处要别人（孙猴子）反省，要别人“触及灵魂”，才正是这种信仰或自信的主要标志和内在前提。一切大智慧者、道德高人、谦谦君子和理想主义者，第一要做到的就是用仁义道德的手电筒去照所有的别人（诲人不倦），唯独不照自己，因为一照自己，就说明自己还没有“脱光”，不够“赤”，说明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也就是对天道或道德本身失去了信心，这就已经是“不诚”了。
一旦陷入“不诚”的境地，一个人就再也没有资格有真信仰，更没有资格教导别人，只配一辈子做检讨、反省和自责，只配充当“道德高人”的奴才和工具了。
所以唐僧的信仰只能是“唯我独诚”的、自封的、排他的，这种信仰没有普遍性，也无客观标准，只是个人的一种体验。它最终导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极端唯我论，对一切外界事物、对他人和人之常情都失去了现实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信仰在超越外部现实的同时也超越了功利。恰好相反，这种“唯我独诚”带来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思想，而最奇怪的是，就在人履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时，他竟一直都保持着一种“无私无我”的高姿态和良好的自我崇高感，认为自己才是真正为天下众生救苦救难而在作实际的考虑和谋划。凡是反对他的人，都不是反对他个人，而是反对天道；他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并非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维护天道。
所以，尽管实际上完成了上西天取经这一宏伟业绩的是唐僧的徒弟们，尤其是孙悟空，唐僧本人只是西天路上的一个包袱，一个累赘；然而，却因为这最初的主意和崇高的理想是唐僧的，所以他是他徒弟们的主宰，徒弟们不管有多大本事、多大功劳，充其量也只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可以对徒弟任意责罚，徒弟却不得有任何怨言；尽管徒弟多次救了师父，但归根结底是师父拯救了众徒弟。在这样一种怪诞的、颠倒的关系中，每个人终于都心安理得，修成了“正果”。就是因为唐僧与天道合一的这种“诚”，因为他实非凡人，乃如来佛的徒弟金蝉子转世，故有资格代表天道。
可见，以《西游记》中的唐僧为典型，中国人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自己本心或本性的纯洁无瑕、赤诚无蔽、光洁如镜的假定之上的；至于对外部客观世界，有信仰的中国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仰的，只能碰到什么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朱熹对此解释说：“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但只要“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这比孟子要老猾多了。孟子的“大人”是纯粹的书呆子，朱熹却使他成长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以“信果在其中”来**那些本来对“义”失去了信心的群众，安慰他们说“卒亦未尝不信果也”。但这样一来，那“唯义所在”的“赤子之心”岂不成了世间最隐晦、最虚伪的“机心”？
也许孟子不说破这一层，倒实在是他的更高明之处，朱熹傻乎乎地把这一“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秘密讲了出来，还自以为多么聪明，这恰好说明传统的道义原则由于其自相矛盾而走入了绝境。
好在历来的唐僧们并不反思到这一层。正因为他们不懂心灵的辩证法，他们倒能更方便地实行和运用这一辩证法。当他们把心灵变成镜子、变成一片空白的“虚无”时，他们也就把镜中反映出来的一切、把“万有”和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接纳下来了；当他们认为自己达到了“无心无我”的赤诚时，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欺心的勾当（以“天道”的名义）而毫无愧疚了；当他们诚信自己的本心与天道相通时，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人的本心，而力图用各种手段和圈套把别人变成自己“本心”的工具了。他们自以为凭自己光辉的理想而高高超越于世俗之上，但到头来却造成了一切世俗污泥浊水中最阴暗、最浑浊的浊流。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其实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从而陷入彻底的、万劫不复的虚无主义中去。
如果说，唐僧西天路上所遭受的磨难象征着中国人对于某种信仰和抱负的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么西方人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不移的最典型体现，则是早期基督教徒的苦难历程。这一苦难历程曾栩栩如生并惊心动魄地反映在波兰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显克维支的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里，它既体现出某种与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样的崇高性，但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和格调。
按照中国人的眼光看，早期基督教徒的那种拯救自己、拯救世界的理想完全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在他们的教义中，“不以恶抗恶”被视作一条基本的处世原则。他们的理想是真正不考虑手段的纯理想，这种理想不靠孙悟空式的暴力和机谋、而单靠内心的爱和虔诚来实现。所谓虔诚，不是指自己内心与天道本为一体的那种“身体力行”的“赤诚”，而是对一个远离自己、高于自己的彼岸对象的诚信。在自己和这一对象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没有任何外部的道路或桥梁可以直接通达，只有靠内心的虔敬（虔者，敬也），即永远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与对象在等级上区别开来，并向往和崇拜那个对象，才有希望为对象居高临下地接纳。
因此，虔诚是根本排斥任何机巧和手段的，在基督徒看来，想通过某种手段达到彼岸世界，这本身便是不虔诚了。这种教义，要比中国最呆的书呆子更呆，这种理想主义者、博爱论者的命运，似乎注定要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吞没，乃至从肉体上被消灭干净，不留任何痕迹，就像唐僧没有孙悟空的帮助就会陷入没顶之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