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种要从根本上把客观世界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努力，而总是看见把人的内心当作平静的湖水，如同明镜，一切涟漪和波澜、一切欲求和冲动都不是“本心”，而是对本心的干扰和遮蔽，真正的本心则是虚静、“无事”、“空”。因此只有专心内向，守静抱一，屏息朗照，才能获得宇宙的真谛。这样一种“人之镜”，不仅没有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反而成了使人放弃一切自我追求、退入无所欲求的永恒虚无之境的“宝鉴”。
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确是开通多了。我们不再对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顶礼膜拜，我们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我们时不时地鼓吹一阵子“个人”和“个性”（如陈独秀、鲁迅、郭沬若等人），或“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人道主义”“人性”“人格”或“独立人格”这些题目，也热烈地讨论起来。但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这一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潮如果不涉及“人之镜”的根本颠倒，它就终将只是过眼烟云。
所谓根本的颠倒是指：不再仅仅把人心看作被动而平静地反映外界的“明镜”，而是要能动地从外部世界中去获得自我的“确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人只有通过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活动，即通过劳动生产，才能在他的产品上实现他的真正本质，才能证实他的力量和才干，才能发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人的产品，即经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之镜”。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中的。只是在马克思之前，“人之镜”在西方人那里始终带有幻想和神秘的色彩。它最早体现在古希腊有关纳西塞斯的神话之中，这个神话与印度《奥义书》中的因陀罗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说纳西塞斯是一位俊美绝伦的少年，有许多仙女和女神都钟情于他。但不幸的是，有一天他在一汪清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从此他就爱上了自己，而对其他一切人的追求无动于衷。女神们感到十分愤怒，便将他变成了一株水仙花，让他成天在水边顾影自怜。
如果说，中国人以人心为对象世界的镜子，其缺点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话，那么，纳西塞斯以对象为自己的镜子，所遇到的难题就是抓不住对象本身。他在对象上只看见自己的形象，这形象遮蔽着他的眼睛，使他对别人的美貌视而不见。希腊哲学家们一开始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就是客观对象世界“本身”如何能够“看见”的问题。因为，如果对象世界只不过是些反映主观世界的镜子，它们本身就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只是你自己的形象，只是你的“看”。
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认为，人的眼睛就像两只小灯笼，火光从那里面透出来，而与对象发生交流：“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土来看土，用自己的水来看水，用自己的气来看神圣的气，用自己的火来看毁灭性的火，更用我们的爱来看爱，用我们的可厌的恨来看它的恨。”这里，“我们的”水、火、爱、恨等也正是客观世界中同样的水、火、爱、恨，但这只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天真的假定。
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已不那么天真了，他认为：“从一切物体上都经常发射出一种波流，然后，这空气由此取得了坚固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就在湿润的眼睛中造成了影像”，从而“印下了一个印子”。但既然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只是自己的感觉（“印子”），每个人的感觉又与他的感觉能力、敏感程度和感官的特殊构造有关，所以对象“本身”究竟怎样，这是永远感觉不到的。德谟克利特因此绝望地弄瞎了自己的双眼。
柏拉图提出的著名的“洞喻”，也是想要解决这个难题。他设想有些被锁在地洞里不能回头看洞口的囚犯。洞口有些类乎木偶戏的表演，借洞口的火光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囚犯们便以为这些影子是实物。后来人被解除了禁锢，回过头来，才发现了真正的真实事物，发现过去看到的只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可是等他爬出洞口，看到外面的阳光，他才看出万事万物的真相即整个世界都无非是太阳光反射的形象。不过由于一下适应不过来，他先得看地上的阴影，看水中或镜中的倒影，再看强烈阳光下的事物，最后才能去直接看太阳本身。
因此知识的四个等级分别是：想象（阴影）、信念（倒影）、理智（看见实物）、理性（看见太阳）。显然，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光”，最终是太阳光，或“理性之光”。各种认识程度无非是光的反射层次不同而已。要提高自己认识的层次，就得不断地“回转头”，即从镜子或反光物上向相反的方向寻找光源，因为一切事物都不过是那个最高本体的太阳（“善的理念”）的“摹本”或“摹本的摹本”。
在柏拉图看来，由于他把理性看作贯通人的本性和客观本体（理念）的普照的光明，所以认识对象本身的问题就被解决了。正如太阳和太阳光是一回事，人只要运用他的“理性之光”反观自身，对自己的固有本性加以“回忆”，就能触及到并把握住客观的世界本体。从这里就产生出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反思”学说。
“反思”（reflexion），也就是反映、反射，本来是一个光学名词。它与中国古代“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种反省不同，不是直接检查自己干净的心地上沾染了哪些灰尘或不良念头，而是要间接地，从对象上回过头来思索自己的本性。中国传统的反省是以人的“心性”为出发点的，人心被假定为已知的、人人相同的、平静一色的，但这恰好使人心本身成了视觉上的一个“盲点”。西方的反思则是从对象出发的，人心被看作有待于认知的，这就使得人不断地从外面转回头，不是为了“返本归原”，而是要对人性、人心做步步深入的探索。
反思的这种从外向内不断深入的过程表明，人先要认识对象，然后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对自己的心性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因此，西方的科学、工业、技术的发展，并不只是一些“物质文明”或外在的“奇技**巧”，而且也代表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体现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自我反省是属于伦理道德和“天地良心”方面的事。一个人做错了事，我们叫他“好好反省一下”，似乎反省仅仅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干净、保持与社会习俗和道德（天道）一致的手段，就像每天要打扫房子一样。殊不知，真正的反思正是对自己内心是否本来就“干净”、对社会习俗是否本来就合理的一种怀疑和探求，它的根据和标准，不是自己想要干什么，而是自己实际上干了什么。
一个人，光是强调自己做事的动机是好的，主观道德上是高尚的，或像孟夫子所说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哪怕干下了多么残酷的事，也觉得自己“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这种人很难说有什么自我意识。他尽管可以每天反省自己二十遍，我们也很难说他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因为他缺乏一面外部的镜子，或者说，他根本不在对象上照一照自己的脸孔，却一心以为对象就是他心里反映出来的那个样子——只要他心里没有“私心”。“宇宙即是我心”，这是闭着眼睛就可以断言的梦话。
中国传统的“人之镜”不是用来照出活生生的人的，而是用来照出世界的空虚和人心的空虚，照出世界与人心的一抹平的清静和虚静，总之是照出人的“不存在”的。《红楼梦》第十二回写到“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说那风月宝鉴乃“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只是千万不能照正面，只能照背面。贾瑞为治自己的相思病，拿宝鉴反面一照，照出一个骷髅，吓了一跳；正面一照，照出他日思夜想的凤姐，于是忘了跛足道人的告诫，不断地照正面，终于丢了性命。
设想一下，假如贾瑞听了道人的话，继续克制自己去照镜子的反面，则相思病无疑是可以治好的；然而这样活着也只是一具骷髅，因为他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不存在，看见自己只是一个活死人。难怪当贾瑞的家人怪罪于镜子，要架火来烧时，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整部《红楼梦》所讲的无非是：活着是假，死了是真，人是假，非人是真，存在是假，不存在（虚无）是真。贾宝玉只是“假宝玉”，只有重新变回一块无情无欲无烦恼的“石头”，才是“返璞归真”——所以又叫《石头记》。
中国传统的“自我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非意识；中国传统的“超脱”“淡泊”，就是明白自己反正逃不掉非人的命运和虚无的结局；中国传统的“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意志之后的一身轻松、无所谓和玩世不恭；中国传统的“独立人格”，就是自觉地扼杀自己的个性、使之抹平在“自然”、（泛）“道德”、“天理”的平静水面之下，就是坚持自己的无人格。作为个人，传统中国人是完全绝望的。
要对中国传统的人格结构进行一番真正的反思，需要有一面完全不同的“人之镜”。这面人之镜，在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中是没有现成地准备好的。这面镜子只有从西方暂且“拿来”。也就是说，要用西方人的人格结构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反观我们自己。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是人，这一点，是我们能够把两者加以反观对照的前提。既然都是人，西方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我们身上也可能有，只是尚未表现出来、尚未为我们意识到而已，它只是“潜在的”。
而这样形成的自我意识，就会不再只是孟子所说的“返身而诚，乐莫大焉”，或今天人们所说的“从自己出发”“从我做起”，而是要从旁边来看看这个“自己”或“我”的真实内涵，看它包含有多少“我性”，从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我”的丰富的可能性，揭掉从前的“我”的肤浅性。这才能使自己的人格立体化、能动化起来，使自己的自由主体爆发出四射的光辉。
要寻求西方的“人之镜”，最便捷、最准确无误的方式就是考察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这些形象的人格结构。本书的主旨，便是从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中选取几部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比较，把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放在尖锐的对比关系中来考察，看是否有可能对我们反思自身文化传统所造成的人格结构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