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小七唱的是：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这两首歌谣，末后一句对大宋皇帝表忠心颇有调侃意味，但在逻辑上是并不矛盾的。即使是“禀性生来要杀人”的强盗，他们却宣称自己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而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良民。凭这一点，他们才能“理直气壮”乃至正气如虹，认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是一种“义举”。体现在几个贫苦渔民身上的这种思想局限性，是很难用阶级成分解释清楚的，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
宋江的“替天行道”，正是这样迎合了从高级官吏到下层民众的这种共同的忠君思想。你可以说他“跪着造反”，也可以说他是起义军中的“投降派”，但你却无法断定他是对义军的彻底背叛。因为起义者们并非一开始就蓄意与朝廷作对，而是“官逼民反”，被逼得走投无路、当不成良民了才上山落草的，他们“本质上”还是一些“好人”。所以很自然，起义的基调首先就是以最后达到招安为闹腾的目的。招安，重新做个良民，是这些本为良民的盗贼们心目中的最好归宿。
例如武松在到二龙山落草的前夕，与宋江有一席话表白心迹，道是：“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连忙鼓励他：“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后来与武松话别，又叮咛道：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可以记心。（第三十二回）
宋江这一番话，后来可说是逐字实现了。梁山泊诸英雄做下的“大事业”，就是在青史上留下一个“忠君”的好名。招安后，他们破辽兵，征方腊，为朝廷立了大功。后虽遭奸佞陷害，散的散，死的死，但终于皇上圣明，在他们死后都加官晋爵，于梁山泊大兴祠堂，塑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神像，御笔亲题“靖忠之庙”。对宋江的后人，则“赐钱十万贯，田三千亩，以赡其家。待有子嗣，朝廷录用”。真个是“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第一百二十回）。这难道不是梁山泊热闹一场的最好结局吗？
不过，招安毕竟带有屈辱的色彩，只有在穷途末路时才是英雄好汉们的唯一选择。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造反大业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宋江作《满江红》一首，末一句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原先梦想招安的武松这时听了便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碎。在武松看来，忠义堂上排座次，梁山泊不啻成了小朝廷，用不着招安也能“替天行道”了。李逵则是素来对招安不满足的，他是想要宋江来做皇帝。当年宋江智取无为军，割了黄文炳，李逵就曾道出：“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一回）但李逵的意见，在众人看来却似小儿之见，当不得真。
宋江毕竟深谋远虑。在李逵心里，将来即使“夺了鸟位”，也不过是占了个更大的梁山水泊，弟兄们仍可以一如既往地像盗贼一样“在那里快活”；而在宋江看来，梁山泊到底不是个正经归宿，图一时快活，留万世骂名，非大丈夫所为。当朝皇帝再昏聩，却还未到天下大乱、需要一个新天子来收拾残局的时候，因而还是唯一能代表正统的偶像。因此宋江盼招安，倒不见得是出于性格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为了众弟兄们好，有个好的结局。我们看他遭奸党暗算，最后死于皇上御赐的药酒，临死前想到的是：“我死不争，只有李逵现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连夜差人请李逵来，骗他也喝了药酒，又表白道：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第一百二十回）
李逵情知必死，只好垂泪道：“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对宋江之愚忠，决不下于宋江对朝廷的愚忠。
可见，宋江自己并不觉得背叛或出卖了义军，反而觉得为梁山众好汉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为他们最终成全了“名节”。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除了四人最后当了“逍遥派”外，其余的确无一人再重新造反，可见他们本人对这样的结局也是认可的。这就显出宋江此人的精神优势和文化优势，不枉为梁山泊首领。
但宋江的“保义”思想这一精神文化优势，自始至终又都是与极端的蛮痞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是指他利用流氓无产者（李逵等人）来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并且也指他本人不但忠厚得虚伪，而且阴险奸诈得可怕。为了达到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不管这手段多么卑鄙恶毒，多么下流。当年他为了赚得青州指挥司兵马统制秦明来梁山入伙，曾差人扮作秦明，将青州城外数百人家尽皆杀绝，烧成白地，使青州知府误以为秦明谋反，遂将秦明全家满门抄斩。这种“逼良为盗”（并非“官逼民反”）的勾当，宋江干得多了，且全不以无辜百姓的性命为念。他的“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只是一句口号，在实际行动中并无任何原则。因此，这只能从本质上说明，宋江即使自以为干着多么崇高的事业，骨子里却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高贵性，充其量不过是个较有头脑和精于算计的痞子。作为奴才也好，作为盗贼或英雄也好，他都决不怕弄脏自己的手。高贵是字面上的（“青史留名”之类），蛮痞却是实际上的。
于是，以宋江为一极，以李逵为另一极，《水浒传》中便体现了中国人格结构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环节，它们是同一个卑贱意识的两种不同表现。
一方面，李逵的痞子精神虽显出某种粗豪的“英雄气概”，但却浸透了对精神贵族的盲目服从，有如一个未成年的儿童依恋父母，终于只能成为忠实的奴仆、“义仆”，并不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富有个性的真正弘扬。鲁迅曾提醒人们：“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学界的三魂》）李逵的灵魂最终被纳入了“官魂”的脸谱之中，浅薄而无深度，并未形成真正的独立人格。他只是片面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
另一方面，宋江的“保义”思想更是一种自认卑贱的奴才思想。这种思想一开始就征服了梁山好汉们的心，使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成为一个为了更体面的投降而奋斗的笑话。因此，宋江在梁山泊的崇高地位并不是因为他表现出高贵，反而是因为他处处自轻自贱。他动不动就称自己“鄙猥小吏，无学无能”；动不动就对人家拜伏在地，然后让人家扶他起来。这些当然可以看作一种手段。他实际上心性颇高，野心颇大，曾口出狂言“敢笑黄巢不丈夫”。但他的确时刻有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这一点，特别是当他在帝王威仪面前不自觉地表现出诚惶诚恐、膝头发软的奴才本性时，就彻底暴露了。
《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宋江梦中遇九天玄女，几个青衣请他上大殿来，宋江“不觉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风砖阶。……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竟不敢抬头，更不敢坐。此时宋江尚不知娘娘何许人，只是被这一套宫阙和仪仗吓坏了，哪有半点黄巢的气概。再看第八十回中，宋江捉了来攻打梁山泊的高太尉，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并低三下四地说：“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好像被捉的不是高太尉，而是他宋江。
如果我们分析李逵、宋江这种卑贱意识之所以不能上升为高贵意识的原因，便可以看出，这恰好是因为他们的卑贱意识并不彻底，他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尤其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卑贱。他们没有认识到卑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凡人概莫能外。因此他们总是将自己的卑贱视为个人特有的“命”，总是将某一个对象视为与自己有等级上和本质上不同的高贵者，在他面前自惭形秽，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服务。
正是这种为高贵者的服务，使卑贱者给自己的卑贱罩上了一层自欺的帷幕，仿佛觉得自己攀龙附凤地也高贵起来。他们引以为荣的，毕竟只是成为某个人或某种势力的忠实走卒，哪怕被主人赶尽杀绝，却还觉得自己多么悲壮似的。
无法上升为高贵意识的这种卑贱意识，从人格结构上来说，是一个“无我”之人不得不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力量来行动时所必然具有的特点。中国人把自我当作平静的镜子，使自己意识不到自我，使这面镜子成了“无我之镜”“非我之镜”，也就使自我成了一种无定形之物，它顶多只能体现为一种自然天生的气质，而不是精神性的人格。从精神上看，李逵也好，宋江也好，都是一些“无我之人”，“我”在他们自己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自然存在、肉体存在，因而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行动起来则是很“痞”的；只有当他们逆来顺受、不行动时，或把行动交给其他更“痞”的人去完成时，他们才会显得温良敦厚，温文尔雅，有“教养”。但一行动，必然“痞”。
所以，当我们对宋江的投降行径作义正词严的谴责时，不要忘了，这正是整个梁山泊起义的先天缺陷。并不是宋江一人“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大局葬送了”，而是这场“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要求“正正当当地”做一名奴才的运动。李逵们的正当归宿，在那样一个时代便只能是“奴才的奴才”，要争的也只是奴才的体面和奴才的荣誉，怎么也高贵不起来。
《水浒传》写的是英雄造反。而造反的英雄与正统英雄的区别，在作者看来在于他们不是玉皇大帝跟前的什么文曲星、武曲星下凡，而是被镇锁在地牢里的妖魔出世。梁山泊百有八人，上应三十六天罡，下合七十二地煞，播乱酿祸，终于归天入地，这是天数。以此为参照，我们在西方世界中也寻得了一部大致相当的文学名著，这就是英国17世纪大诗人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
《失乐园》根据《圣经》故事写成。全诗一万余行，写的是魔鬼撒旦原为上帝身边的大天使，因不服上帝统治，率领部下犯上作乱，被上帝以暴力打入地狱，受尽磨难；撒旦在地狱里建万魔宫，自立为王，誓与上帝为敌，并欲复仇，遂召开群魔大会，自告奋勇去败坏上帝的宠物即人类始祖。于是出地狱，越洪荒，潜入伊甸园，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吃知识之树的果子，并殃及亚当共同犯罪。上帝派天使迈克尔下达惩罚令，将撒旦及其同伙永远变为蛇身，又向亚当宣示未来得救之途，终将他和夏娃逐出伊甸乐园。
显然，“失乐园”里的撒旦造反决不是因为“官逼民反”，而是由于他生就一副魔性，不是因为上帝不让他好好过日子，而是由于他本性不服任何管束，不信任何权威，“确信自己堪与至尊争雄长”，所以是“自尊使他给撵出了天堂”。
全能的至尊
从太空扔他个头冲下，满身浓烟
烈火，面临可怕的坠落与毁灭，
“嗵”一声落无底深渊，去那儿停驻，
铁索锒铛，幽囚在烈火牢狱，
那就是胆敢向全能挑战的下场。[7]
撒旦在地狱，忍受着烈火的煎熬。但痛苦更甚的，是复仇的渴望和高傲的憎恨在深深地啃啮着他的心：“一想到失去了的幸福、持续着的痛苦，他心头直受折磨”。（第一卷，第55—56行）
前面说到，宋江浔阳楼题反诗，曾有“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句。但这里的“不幸”并非他自己争强斗胜招来的，而是偶然遭受到的。因为阎婆惜要借故害他，被他杀了；这桩官司的真正起因却是他想救朋友一命，私放了被官方追捕的晁盖。总之，宋江的苦难是由于行善仗义，撒旦却是由于作恶；宋江是真正“不幸”，撒旦却是咎由自取。撒旦复仇的目标明确，直指那万能至善的上帝，宋江的报仇却极为模糊，没有对象，只是要伸心中一股无名怨气，不管是仇家的血还是无辜者的血，反正要为自己争口气，要做一番“大事业”。
因此，宋江后来上梁山泊落草是“报冤仇”，率领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更是“报冤仇”。命运使他不幸成为囚犯，他却偏使自己时来运转，受到宋徽宗的接见，赦免了一切罪恶；排御宴，演宫乐，受赏赐，享到了皇帝老子身边的荣华富贵；又被天子“重用”，亲自委任为“破辽都先锋”；得胜还朝后，又奉诏征田虎，剿王庆，讨方腊，终被圣上册封为忠武郎，加授武德大夫，好不风光！如他自述：
我本郓城小吏，身犯大罪……当江州与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时，万分是个鬼，到今日却得为国家臣子，与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第九十三回）
真所谓“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传》卷末诗）。但染红浔阳江口的，竟是与他自己一般被迫造反的弟兄方腊们的血！
魔王撒旦却决不是这等万劫不复的奴才。他身陷地狱：
虽改变了外表的光辉，但不变的思想
和功勋遭贬损而感到的羞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