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的本性就是不能忍受孤独的话，那么存在主义哲学家则揭示出人性中的另一面，即人一旦存在，就不能忍受他人。
萨特在其长篇小说《恶心》（又译《厌恶》）中，细致地描绘了这样一种体验：主人公洛根丁似乎患了一种功能性行为障碍的神经病，对任何事情，他都陷于一种拿不起、丢不开的窘境。这是两种人性的矛盾在相互抗衡：移情与反感，认同与拒斥，贴近对象、与对象合一的需要与逃离对象的孤独的需要……它最终激发起一种甩不掉也抓不住的黏滞感、恶心感。洛根丁到图书馆里去，遇见一位认识了两年之久的老朋友“自学者”，但——
我花了十秒钟来认出他。我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脸，简直不像一个脸。然后是他的手。他的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色的虫握在我手里。我马上把他的手松开，他的臂膀软绵绵地垂下来。
这种感受也蔓延到洛根丁的日常生活一切事情中。工作、爱情、友谊、旅行、娱乐、秩序……凡涉及与人打交道、与现实事物或事实打交道的场合，本身都引起一种期待，似乎“有些事情就要发生”，有些东西在等待我，从而“我的生命就要开始”；然而，一旦把这些事把握在手，一旦试图去探讨事物的真相，它们就从手指缝里漏掉了，一切又都是那么无意义。洛根丁假装着热心于收集和编纂一个历史上子虚乌有的德·洛勒旁侯爵的事迹，但这些事迹和传闻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主要的是，洛根丁骨子里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人类根本就没有历史，一个人也休想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对历史产生什么感慨：人与历史不相通，人是孤独的。
与洛根丁形成对照的是那位“自学者”，即一位自作多情者，他怀着教徒式的虔诚宣扬人道主义、同情和爱，一发现有人和他思想一致就惊喜若狂，“简直像到了天堂”。他同洛根丁谈到他在黑暗的战俘营里的感受：
我不知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我们全体都在里面，你看不见他们，可是觉得他们碰着你，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头一两次被关进去，人挤得那么厉害，我起初以为我要窒息了，然后突然间一种强烈的快乐之感从我的身上兴起，我几乎昏了过去；这时候我觉得我爱这些人，他们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我真想拥抱他们每一个人。
这位狂热的“人道主义者”去望弥撒，不是为了信仰，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那种甜蜜的气氛，他甚至单为这点去参加陌生人的葬礼；这位高尚的“社会主义者”不爱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可是却装作爱他们全体：
早上我去办公的时候，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如果我大胆一点的话，我就会向他们微笑：我想到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存的目的，我努力的目标，而他们却还不晓得。这对于我就是无比的快乐，先生。
洛根丁却看出，在这种甜腻得令人恶心的外表底下，“归根到底，他和我同样孤独，没有人关心他。只不过他并没有发觉自己的孤寂”；谁也不需要他那一厢情愿的爱和关心，正如那首反复吟唱的歌一样：“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可是作这首歌词的人真正想着的是什么呢？想着的是：“这货色一定可以使我收入五十块钱！”这真虚伪透顶。
“自学者”后因猥亵少年（自作多情的必然倾向，如贾宝玉之于秦钟、蒋玉菡）被当场抓获并揍得满脸是血，倒是这位孤僻冷漠的洛根丁忍着满腔恶心解救了他，并不由自主地“为他的羞耻而感觉羞耻”。洛根丁骨子里不是不寻求人与人相通的机会，然而他太深刻、太真诚，他看出人们只有在表演和自欺中才能相通，他怀疑“自己骗自己是不是绝对必要的呢？”如果人与人相通要以牺牲他独立的个性为代价，他宁可独自一人留在地狱之中，因为与他人相处将是一个更糟的地狱，特别是当他人煞有介事、满腔热情、心怀廉价的善意和同情而凑到跟前来的时候。
唯一能吸引洛根丁的是他的恋人或女友安妮。但安妮之所以吸引他，恰好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孤独者——这就注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心心相印。安妮最了解他，也想从他那里得到理解。可是当洛根丁真的对她表白：“你告诉我的一切，正是我要来告诉你的——当然，用语不同。我们是殊途同归。我简直说不出这使我感到多么高兴。”这时，安妮却冷冷地说：“我不像你一样，我知道有人和我的想法相同，反而不高兴。何况，你一定是弄错了。”然而当她发现他们两人的确太相似了的时候，她陷入了彻底的沮丧：“既然你想过这一切，那么，我们能够干什么呢？”“我只是在肉体上还活着。”活着的意思就是在精神上要和任何人不同。正因为洛根丁是她真正的爱人，因此也成了她最仇恨的人。此时她只好匆匆乘火车逃离这个城市。安妮对洛根丁的拒斥感，正好是洛根丁对“自学者”的拒斥感在更深层次上的体现：不仅针对陌生人，而且针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个孤独者都必须坚决维护自己的孤独。
这种态度甚至还进一步侵入了人对自己本身的关系。或者说，就连对“自我”的发现也无法将洛根丁最终从孤独中拯救（或不如说驱逐）出来。当然，他也曾经在对自我的反省中，“有了一个奇迹”：“我发觉我遇到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我在这里；冲破了黑夜的是我，我像一部小说中的主角那样快乐。”于是他感到了“幸福”：“我是孤单一个人，可是我像一支军队进袭一座城市那样地走着。”但后来他发现，连这也是自欺，是“自学者”式的自作多情和顾影自怜。因为，时间无情地在流逝，此一分钟的我已不是前一分钟的我，我与我自己的同一只是在回忆中，也就是说，只在幻想中；我连在我自己面前都感到不能相通、不能理解的孤独，我认不出我自己来了。他自问：“而安东纳·洛根丁又是什么呢？他是抽象的东西。一种有关我的暗淡的小小回忆，在我的意识里晃动。安东纳·洛根丁……突然间这个‘我’暗淡了，暗淡了，完了，消失了。”
自我对自己的这种分离、这种陌生感和异化感，使洛根丁不仅对一切人感到厌恶，也对自己感到厌恶。因此，他也不能不对自己经受到的一切东西感到厌恶：对事物，对他在触摸或想要触摸的物体，对“世界”。海边的石块，橡树，树根，破布，肮脏的废纸片，新鲜的泥团……这就是“世界”？“我为这个庞大荒谬的东西愤怒得气也透不过来”，它们毫无意义，但它们却引诱我去拾起它们，去亲近它们，去以它们自居，对它们移情。它们抓住和利用了我的弱点。“物件没有生命，不应该有‘触觉’。……可是对我来说，物件能接触到我，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我害怕和它们接触，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动物似的。”这种拒斥感、恶心感也包括对自己的身体。洛根丁把自己的手比作一只死螃蟹，一条鱼：“我感觉我的手存在。这两只在我的臂膀末端乱动着的动物，就是我。我的手用一只爪子的指甲搔另一只爪子，我感觉到它在桌子上的重量，这重量并不是我”；“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躯体是温暖的，我觉得我自己淡而无味。”我的热汗气，我的懒洋洋的感觉，这一切都无法容忍，让人恶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恶心，这就是停止思想。但停止思想也是一种思想。恶心是人的存在，这就是那个不可摆脱的“我”本身。[107]
孤独不仅使“他人”成了地狱，同时也使自己成了自己的地狱。如何才能使自己得到拯救呢？
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孤独地沉思了十年，然后打算“下山”到人间去了。他遇到了一位圣哲，这圣哲说：
查拉图斯特拉是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孩子；查拉图斯特拉已是一个醒觉者了，你现在要到睡着的人群里去做什么呢？
你生活在孤独里时，像在海里一样，海载着你。唉，你现在竟想登陆了吗？唉，你又想拖着你的躯壳这重负吗？
查拉图斯特拉回答道：“我爱人类。”[108]
圣哲不以为然。他不爱人类，只爱上帝。但查拉图斯特拉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他知道，上帝已经死了。圣哲自以为只有离开人类才是孤独的，但其实他心中仍有上帝在陪伴他；而查拉图斯特拉把自己本身看作上帝，因此他耐受不住这大寂寞了。空山鸟语，长夜清钟，就连绝对的孤寂，也只有凭借一个对象才体现出来。“我像积蜜太多的蜂儿一样，对于我的智慧已经厌倦了；我需要伸出来领受这智慧的手。”[109]
他必得到闹市去表演他的孤独：向木然的群众宣讲“超人”的学说，就像那走软索者当众显示他的独技一样。
于是，为了爱人类，他满怀热情地去激起人类对他的仇恨：他破坏他们的价值和法律，他掠夺他们，超越他们，同时在毁灭和创造他们，教他们超人，教他们以孤独——正如上帝所做的那样。
在人群里，在市场上，查拉图斯特拉才真正深刻地体验了孤独的滋味，比那位圣哲在他的上帝那里体验的更强烈百倍！
上帝死了。尼采由于成不了上帝，他疯了。
萨特却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上帝。如果说，尼采的孤独是斯宾诺莎式的、独裁式的话，那么萨特的孤独则是莱布尼茨式的：他是个多元论者。他在每个人眼中，甚至在每件物品上都看到孤独；他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瞬间发现孤独。不过，想要“爱人类”在他们两人却是共同的。他终究必须在自己的孤独中得到拯救。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确立的却是“我是孤独的、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他必须把自己那不成形的、流逝着的孤独固定下来，哪怕像艾罗斯特拉特那样，用惊人的破坏行为（焚烧狄安娜神庙）使自己万古留名。[110]然而一位真正的孤独者又决不屑于成为艾罗斯特拉特，因为他知道这种愚蠢的求出名的方法是毫无意义、毫无作用的，他本不是想要别人知道他的名字，而是想要使自己知道他究竟是谁。
洛根丁（萨特）最终在黑女人的歌唱中得到了某种启发：
难道我不能也试一下吗？……当然，我不会尝试作曲……我难道不能试别的东西吗？……我要试写一本历史书，因为我不懂得做别的事情。可是不要写一本历史书：历史说的是存在过的事情，而一个存在着的东西从来不可能证实另一个存在着的东西的存在。我的错误就是想使德·洛勒旁先生复活。我要写另一种类的书。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可是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来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例如一本小说，讲的是不能发生的事——奇遇。它必须像钢铁一样美丽和坚实，它要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111]
这就是萨特自救的方式。他要通过写作、文学创作这种形式来突破个人存在的孤独，借此摧毁人与人之间的那堵“墙”，与读者相通；同时又并不牺牲掉，而是以此确定自己的独创性和唯一性，亦即使孤独得以成立（因为众所周知，文学或艺术本身是最孤独的创造行为）。那时，“它（这部书）的一部分光辉会照射到我的过去上。那时候也许我就能够通过它来毫无厌恶地回忆我的一生。……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从那时开始了一切。那么我就能够通过我的过去，而且仅仅通过我的过去，来评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112]只有人的创造性的存在，才能赋予他的全部过去（历史）以意义，才能消除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这个世界的恶心，或者说，恶心造就了艺术家。
的确，文学、艺术，在文学和艺术中贯穿着的表演，由表演来自觉支配着的生活——这一切，就是萨特所理解、所寻求的一个孤独者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