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中国文化对世界治理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或东方的社会主义形态，都产生于自身文化结构中的特殊性质。双方各自内部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形态、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形态都已经在历史发展中改变了理论家最初设计的样式，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文明精神，并都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文明而成为自身发展的新动力。
客观地说，今天世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如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对公民的服务精神、公民社会的自治原则、权力竞争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等。许多重要的治理思想，都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竞争性的海洋文化。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治理类型的划分。其一是按照治理的“组织权力来源”来进行的，可以分为原始部落模式、古代自然国家模式、近现代主权国家模式和当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而按照行使权力时的控制程度，又可将国家治理的类型区分为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种形态。
而如果按照不同的文化思想，治理类型可以大致分为：第一，前现代权威型治理，例如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第二，前现代民主治理理想，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教育公民，实现更高的道德目标；第三，现代早期的马基雅维利型治理，关注君臣关系，主张不论是铁血手段还是绥靖手段，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第四，现代启蒙治理哲学（自由利益群体治理），强调所有个体和社会力量之间长期互动和相互影响，保障个人利益和财产权利。第五，现代官僚型治理，遵循法律和道德激励的方式来设计制度、推崇信任，一些启蒙思想家和理性社会精英持此观点。第六，民主善治——民主社会主义的治理。[41]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宗教信仰与道德约束
西方文化认为，人的行为和观念必须遵守上帝的规定，而人在发现上帝创造万物规律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造就了科学技术文明。同时认为上帝赋予了法律的神圣性，并保证法律的公正健全及合理，只有在神灵的指导下，才能作出贤明的决策。可见，西方人的法治观念也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创造的主体是道，道生成万物，而道存在于人心，对道的妙用就是德。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无我而有道”，文化的核心是圣人的创造，故而中国人历来崇尚圣贤。
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道德”观念认为，道就在人的心中，创造性是道的践行，德是道的妙用。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说：“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探讨的都是人生长远的、根本的、终极的问题。
（二）征服自然与天人合一
核心理念的不同带来的是价值标准的差异，表现在中西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差异。
人与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或原点问题。由于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精神、思维、主体意识的存在物，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又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西方理念认为人需要不断征服自然，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竞争。这种竞争意识让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飞速前行，对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主导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也让西方在历史进程中充满着种族和国家冲突。
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寓意包含：其一，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其二，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其三，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生存。数千年以来，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最大程度上造就了西方文化自然观的基本态度。对西方文化有过重大影响的近代思想家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战胜对方，而是为了能够在行动中自由地支配自然。[42]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而不是从其相互对立的角度来考察二者的关系，认为天与人是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区别于其它动物之处在于拥有获取知识、道德观念、组织社会的能参天地之化育和治理万物的能力，同时又强调人必须尊重、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是一种辩证的天人统一观。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进行改造、调节、控制和引导，但充满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其区别于西方征服自然学说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处于辅助、共存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也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通过调整、改造使自然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但不能以破坏自然为代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睦。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更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理学宗师程颐认为：“道未始有天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但因为私欲作怪，人往往是以小我为我，而不懂得天下无一物非我。据此，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人与天地万物本来一体的自觉。只有达到这样一种认识，才是人的自觉。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觉悟。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天地同体，不仅包括人与万物的一体性，还包括人与人的一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质是对人道、地道、天道；微观、中观、宏观；意识、物质、精神；地球、星球、宇宙全方位彻底的认识，强调集体主义，它提供给人们的是高层次的社会观、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个人向自己负责，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就决定了西方文化中存有的深厚“利己性”。西方文化是一种外求文化、一种务实的文化，主张通过科学的管理、技术的手段、制度的治理、逻辑的体系、物质的创造等外在机制抑制人内心的恶。西方文明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寻求完善、优化这一外在约束机制的过程。
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庭伦理关系，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既是一个生活的港湾，更是“生活的宇宙”，具有极为重要的情感凝结力和精神责任感。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和化解冲突的基本原则；以“和而不同”原则与社会、与世界和平共处。因此，中国文化更加注重和宣扬的是“利他精神”，而非“利己主义”。
如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另一原因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宋代以后，“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了中国文化完全强调“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作为人生宗旨。
（四）精英文化与圣贤文化
西方崇尚的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所倡导的是依靠个人不断努力奋斗、拼搏进取实现个人梦想，同时也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个人通过成功来回报社会。这些社会精英在个人奋斗中强调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创新精神、法制精神，并以此创造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昌盛，也令东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但精英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利己”，因而有些人会屈从于“小我”的利己本能，经过“头脑包装”，去占有更多生产资料、追逐更多名利，甚至以高智商钻营取利，把私己行为包装成美德，道为术用，造就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群体。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组织内就会使老实人吃亏；在社会层面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在国家层面就会形成霸权主义，损害他国利益，也殃及本国百姓。精英文化鼓励创新、拼搏来彰显了人性中光辉的同时，也因私欲、利己和伪善而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恶。精英文化走的是霸道。
东方崇尚的是圣贤文化。中华圣贤文化倡导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君子情怀；推崇自利利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贤人情怀；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胸怀天下的无我利他、化育天下、天人合一的圣人之道。圣贤文化激发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修炼出无上的仁爱、无量的智慧、无限的胸怀、无穷的能量。让“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贤”。圣贤文化唤醒和激扬了人性的光辉，推动社会造就出无私忘我、舍生取义、充满奉献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无我的利他主义者”群体，他们对使命感的追求胜过对利益的追求。圣贤文化走的是王道！
（五）征服世界与和谐万邦
凡事都有两面性，西方个人主义在带来个人独立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竞争。竞争意识让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飞速前行，也让西方在历史进程中充满着种族和国家冲突。但是，这种精神在过往数百年间，在促使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主导地位中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传统，就是在维护自身的民族独立、安定团结之时并不向外扩张，以德服人，以教化来“协和万邦”。
为何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以实现和平为目的”的西方国际体系却避免不了战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少西方国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这种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以“人性恶”为基本假设，而将国家视作“集体的人”，信奉国家利益最大化、讲求力量均势平衡的行为原则，同时，在国家主权为最高权力的幌子下尽行弱肉强食之实。可见，西方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根本上不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一直到冷战后的当代，发动战争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为国家哲学的西方强权。
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化则是一种和平文化，以和为贵，在国际关系中讲求多方关系、多方利益的协调，而非单一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早在周朝诸侯国分封制度之后，为协调天下万邦，中国文化就具有了天下情怀的底色，讲求天下为公，不图利益的独占，不以建立世界霸权为主要政策目标。过去，中国提出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又倡导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今更将中国梦定义为一个和平梦，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观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国家哲学，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导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关系方面具有文化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和平文化应该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抱有自信的价值源泉。
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和平共处，也可以向所有文明类型的国家学习，博采众长，大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