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启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可为当今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中国涉及社会治理思想的最重要的学派有法家、儒家、道家等。传统中国的治理思想反映不同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意志，既代表了某个历史阶段的高超水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种种局限性，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批判继承加以扬弃，才可能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家治理思想
先秦诸子中，法家一出场，就以一种国家管理哲学的面目出现，主张以法治国、奖励耕战，推崇君主专制。晚周的封建天下，法家学说服务于诸侯列国，以诸侯列国“富国强兵”为其宗旨。法家治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包括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重势的慎到、重术的申不害等人，而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
法家认同“人性本恶”，其思想基于人性好利说。《商君书》载：“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显然商鞅认为人性逐利如同饥而求食，是人的共性，无可非议；同时他还认为“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即人们逐利的本性只有到死方能停止。
之后的韩非也以人性好利为基础来立论，所谓“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甚至以“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为例，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因此主张必须抛开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教化治理方式，而采用“因势利导”同时又诉诸强力来治理国家。
法家显然是站在君主的立场来论述国家治理思想的，因此强调君王的权势和权威。法家重“威势”、重“霸道”，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权势是贤能和才干能够得以进一步发挥的基础，没有相应的权势地位，根本无从对国家进行治理。而“权势不可以借人”，君王只有掌握唯一而绝对的强制力，才能获取臣民的服从，进而建立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看重“势位”的作用，在于法家强调法之制度、术之手段和绝对势位，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形成绝对合力，才能有效地完成对国家的治理。
重视法并坚持以法治国，是法家治理思想最鲜明的特点。《韩非子》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可见，法家所说之法，肯定不是大众参与共同制定并共同施用的准则，而是君王统治臣民、官府统治百姓的一种工具。[24]所以，这当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但“有法可依”这一点，则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儒家治理思想
虽然儒学并非中国传统中唯一的治理思想，甚至在某些朝代，儒学的传播也受到过冲击和压制，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主干的思想体系，曾长期作为主流思想对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形成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迄今仍然对于中国社会及周边的东亚、南亚国家有着强大及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首先体现在作为专制皇权合法性建构的主要基础上。儒家是由春秋末年鲁国孔丘创立的思想学派。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到了秦代，儒家思想曾遭到严重压制。汉代建立后，经历过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文景之治”，国力得到大大加强。到了富有征服欲望的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并得以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儒家学派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仁”“义”等为核心价值，推崇政治上的“仁政”“德治”。在儒家思想包装之下，君王成为“天道”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尊奉伦理道德的典范，是臣民的表率和榜样。在积极的方面，儒家还发展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勤政爱民，体恤民情，以得到上天护佑。因为儒家有利于皇权专治，汉代之后历代帝王多“尊孔兴儒”，官方和儒家学者还热衷于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并为其所用，以利于维护其权力的合法性。
其次，儒家的核心地位，体现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并贯彻于国家的各种政治实践当中。比如，作为官员产生的重要渠道，科举制度自隋朝605年建立，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的不断修订，科举考试内容始终以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四书五经为主。又如，历朝的法律制定和司法断案，都以儒家宣扬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标准常态，与之相悖的任何其他行为常常会被视为失范乃至违法。再如，自秦并六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权不下县”的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立足于乡绅们的指导思想是以尊儒敬权为前提和基础的。乡绅们多数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满脑子仁义道德，一心保皇敬君，他们所施行的基层治理和皇权治理在本质上并无差别，而是成为皇权治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儒家的核心地位体现为用儒家思想概括出的一套道德伦理秩序以规范民众生活。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都被置于“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人伦规则之下。这种尊贵与卑贱、特权与服从的关系设置，既被视为道德规范，也被奉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历代法律则都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文化通俗读本，更是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基本宗旨。在乡、里一级的基层社会里，对于一些破坏伦理秩序，影响教化的行为，多依靠宗法制度进行惩处，而这些宗法制度也以儒家思想为根源。
如此通过官方主动教化、法律激励惩罚、民间道德约束、民众内省自律等途径，这套治理秩序不断得到强化。而人们对这套理论体系的解释、接受、内化、再造，又让这套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不断得以加强，并通过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全方位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当中。[25]
三、道家治理思想
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源头。道家思想甚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唯一能与其他文化相比较，思想内涵独立、哲学深广度又绝不逊色的样板。道家不仅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也蕴藏着波澜壮阔的科学智慧。老子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开创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对诸子百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广泛公认为“百家之祖”。老子的道德文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置疑的主干地位，在中华文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体特征，即表层是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深层则是道德文化的哲学框架。
老子生活于春秋时期。他留下的《道德经》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虽然只有短短五千言，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号称“百经之王”，更被誉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灿烂的日出”——起点即辉煌！
《道德经》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所隐含的对立转化辩证观点，被西方哲学界所推崇和继承。其中“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与自然界的完全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一）老子的思维范式
《道德经》强调，人应该遵循自然法则，并根据这些法则生存，而不是破坏这些自然法则以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大自然的运动变化是和谐守恒的，人的生命现象也应该是井然有序的，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够发挥人本身的功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人们依据于大地而生活劳作，繁衍生息；大地依据于上天而寒暑交替，化育万物；上天依据于大道而运行变化，排列时序；大道则依据自然之性，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
《道德经》提出“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解释了宇宙的生成、万物的演化以及人世间秩序的建立；“道”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宇宙和人类产生发展的根本要素，也是宇宙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无论在宇宙和自然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道”都表现为“无为无不为”，其根本在于寻求和实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原本如同自然一样是和谐而美好，如果社会关系变得高度紧张，就是“背道而驰”的。道家崇尚自然和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蕴含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现代价值意义。道家思想提醒人类，不应该只是一味追求创造财富、成就功名和满足利欲，而应当批判和反省由文明进步造成的人与自然脱离的现象，寻找一种人与自然融合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不应是对立紧张的关系，人类的生产创造，不应该忽视自然之理，而应当尊重自然、遵循客观规律，进而消除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的和谐状态。[26]
作为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老子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期望：人类行为自发地取法于“道”；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不崇尚圣人”，放弃奢侈的生活，就可以消除战争的祸害；在“道”的引领之下，人可以返回到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这就是老子的思想的主要内涵。[27]
在老子的思维范式里，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人类整体，能否生存和发展，强大和胜利，在于是否尊道而行，顺势而为。
此处的“势”，非权势之“势”，而是依道而行、以道治国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的综合体现，是“天时地利人和”之总汇，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权力、利益、价值、身份等可以构成“势”的因素，但并非固定的、决定性的因素。尊道而行和顺势而为，并无固定的程序，并不受某一模式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