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数字中国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乃至国家的竞争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中国狭义上讲是中国的数字化或者数字化的中国，但从广义上或者真正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国的数字化治理或者中国治理的数字化。中国的数字化治理，就是用信息化技术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用数字经济新动能推动社会治理新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早在21世纪之初，习近平就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描绘了“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的发展蓝图，同时要求电子政务先行，逐步推进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数字中国”不仅仅是要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更包含了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公民的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是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关键抓手、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基础，以数字化推进社会治理为契机，最终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最优化，让亿万人民在共享数字中国成果上有更多的获得感。
（1）政府政务数字化——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是一种新型政府运行模式，主要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的推进方式与实施路径，建设政务运行一张网、政务办公无纸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公共服务精准化的新型政府形态。
工业时代，传统政府治理形态是信息孤立的政府治理体系，导致公共治理陷入低效率、低产出、高成本的困境。政府本位的传统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实现社会治理力量的最大化，各级政府各单位的海量数据沉睡到各部门之中，没有充分利用，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融合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才是关键。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实现政府在大数据治理中的协同化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府治理协同化发展有三方面含义。其一，政府内部通过数字战略的实施，打通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孤岛，建立起基于政府内部数据融通的高效办事网络，节省社会交易成本，提升行政能力；其二，政府对外通过开放数据战略的实施，促进社会公共信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共享与可获取，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从而释放数据活力、推进社会稳定与繁荣；其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和相关政策，激发和促进社会组织、企业、联盟以及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共享社会的创新资源和成果；其四，整合各种资源，应用大数据创造更大的价值，为社会赋能。
因此，建设“数字政府”是数字化时代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的更新更高要求，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与改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其目标旨在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真正实现以民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建立一个统合的、无障碍的、持续改进的数字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
从“管理政府”到“数字政府”的转变，既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客观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巨大转变。其真实含义更多是指政府通过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规则等治理信息社会空间，提供优质政府服务、为社会各主体赋能，增强公众服务满意度的过程。
（2）社会治理数字化——数字社会
大数据时代，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数字政府，是促进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牵引力，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推动力。
社会治理的聚焦点是让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最终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保证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社会安全等等，并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这一过程是治理的关键。
辅助社会治理的手段是数字化，利用新技术，如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解决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运作条块化、社会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整合社会资源，赋能他人，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从而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因此，“数字中国”建设从社会管理层面上讲，是政府实现社会管理与监督的有利举措和手段，比如综合治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出行、移动支付、网络空间安全等等；但如何用好大数据，同时创造新的有价值的数据，也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3）公共服务数字化——数字公民
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或公共组织或经过公共授权的组织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及公民的权利。近十年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及创新在向经济领域快速渗透的同时，也迅速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引发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市场化。在数字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推动下，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正被重新塑造，数字技术正成为创新政府治理的新动力，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
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并非意味着政府简单放权，而是需要政府转变角色，加强作为创新环境营造者和服务监管者的责任和能力，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公共服务企业应着眼于群众的需求，密切关注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要与期盼，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提升公共服务的便捷性、针对性、定制化。
创新数字公民的治理是当下及未来世界治理的重中之重——针对公民在数字世界的治理理念、方法、流程等方面的详细探讨，将在本书第二章公民发展简史的《数字公民》一节进行专门论述。
【结语：治理的类型】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强调“法治”而非“法制”，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权力的主体从单一的国家公权力转向了多元的行为主体，权力的性质也从强制性转向了更为柔和的协商性，权力的来源也从单纯的国家制定法转向了更为宽泛的“社会法”，权力运行的向度从自上而下转为了平行互动，权力的作用范围也从政府领域转向了公共领域。
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既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变迁的内在思维，也成为法治建设不同阶段手段、目标、逻辑差异的内在归因。中国当代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就治理主体而言，社会治理是多元参与的过程，其主体应当包括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第二就治理对象而言，“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概念，对这个领域的治理就是社会治理；第三就治理过程而言，社会治理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为了实现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而对社会领域自觉地进行规划、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监控的活动；第四就治理目的而言，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第五就治理方式而言，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执政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概括起来，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等。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上，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将从繁杂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用法律、经济和政治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全局的统筹协调功能，开始做更多的冷静思考、制度研究和长远规划，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
其三，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人类社会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在效率实现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旨趣。因此，体现在对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或者市场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行为或者市场化组织的市场行为的效果取决于它们与其行为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相对人即公民的合作与支持。
政府以及市场化组织与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在责任意识上，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转变。
可以说，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实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突破：
第一，价值理性的弘扬有助于强化各种社会主体的民主意识、社会政策中的公正意识以及社会事务中的责任机制。与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相比，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存在，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组织等同样可以成为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价值主体。各种社会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彼此相互拾遗补阙，形成互相补充、共同治理的格局。
第二，工具理性的拓展则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总效率。治理是以共同的目标为导向，尽管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或者正式规定的职责，也并非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使别人服从。它是依靠复合的机制，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在这些复合机制的作用下，社会各类组织和个人各得其所，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拓展带来了社会总效率的提高。[19]
人类社会治理从氏族走向主权国家的探索、演变呈螺旋式递进发展，治理模式是因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需要而创新和跃迁的。随着数字世界的到来，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人们在物理世界的每一个行为都成为数据的采集和入口，人的思维、行为、习惯、秉性都将被记录并在数字世界映射，传统的单维治理模式必将被双维治理模式重构。从“管理”到治理，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从量变到质变，一个更人性化、科学化、系统化的新的治理模式将脱颖而出。如果说当下的“治理”理论是来自于西方，那么数字时代的治理，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中国”的数字治理探索和实践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治理提供更加全新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