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3｜第三章“御音诏书”
吉普车驰上新民北街，一栋高高耸立在宽阔的坝陵桥大较场旁边的巍峨建筑，便进入了城野宏的眼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军攻占太原后，占用山西大学堂教学楼作为司令部。不久，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决定在城内建造司令部大楼，也许是因为对于空降太原坝陵桥大校场情有独钟——太原保卫战中，让傅作义和太原守军不曾预料到的是，昔日振奋军威的坝陵桥大校场，竟然成为太原城防最脆弱的“软肋”，在城内小股日军便衣队的配合下，日军飞机搭载着突击队一次次强行降落在坝陵桥大校场，不断向城内增兵，成为太原失守的直接原因之一——大楼最终选址于此。
筱冢义男一九一四年赴德国学习军事，继后又任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馆武官。他想必读过希特勒的这样一段话：“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或许，筱冢义男正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启发，为了迫使中国民众通过建筑，认识到侵略者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何等的稳固，何等的坚不可摧，才建造了这样一栋气势不凡的大楼。
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日本军队进入太原的第三个年头，一座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在坝陵桥大操场边落成了，大楼坐北朝南，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在西式钢筋混凝土主体建筑上，创造性地为主楼加上了中式歇山顶以及精美的装饰。与山西大学堂、国民师范、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博爱医院、同蒲大楼等同时代建筑相比，这座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大楼蕴涵着更加丰富的中国传统风格，成为那个时代太原独占鳌头的地标性建筑。
曾经高踞在这栋巍峨大厦里发号施令的，有筱冢义男中将、梅津美治郎中将、岩松义雄中将、吉本中将，而为该军最终画上句号的，无疑是澄田睐四郎中将。
日本第一军在太原市坝陵桥的司令部大楼
一九四五年八月进入中旬的这些日子，对澄田睐四郎而言显得是那样的漫长、沉闷，连空气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作为第一军司令官的身份使他必须排除烦扰，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他的举止已变得有些机械，谈话也变得有些迟钝，往日的潇洒与诙谐已**然无存。平素，这位有着学者风度的司令官的日常生活是颇为悠闲的：早晨七时起床，上午到司令部听取山冈参谋长的战况和工作汇报。午后如逢天气晴好，他便扛上钓鱼竿到太原城郊的水塘垂钓。中午再忙，也要挤时间小憩一会儿，夜间或读书，或下围棋。就寝时，合枕即睡，极少失眠。澄田除了下棋、钓鱼、读书三大嗜好外，后来又热心于东方的宗教。这种雅好，与他征战杀伐的生涯有所抵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这位统领数万大军的司令官，在指挥军队疯狂践踏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人民之余，居然也能坐禅论道，从中感悟人生。
但是，一向乐观豁达，睡眠极好的澄田，却接连出现了彻夜辗转难眠的现象。笼罩在他心头的最浓黑的阴影，是从即日起就要变成战俘的六万在晋日军和散居在山西各地的八万余日本侨民，对这十四万人能否安全回到日本，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结局……
城野宏大步走进作战室，看见澄田司令官、山冈道武参谋长、各课课长，以及岩田清一、公村参谋、古贺参谋等几十个将佐正坐在长桌两边。他注意到掌握着第一军钱袋子的山西物产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也在其间。正在热切地商讨驻山西日军准备如何缴械，日本侨民打算怎样撤离等事项。宽大的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更多的人站在坐着的人后面，人人情绪激动，说话的声音都挺高。
城野宏一进去，澄田司令官马上说道：“城野君，你回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对保安队如何处置的问题，这些阎锡山派过来的人散布在太原城内各处，一旦趁乱叛变，向日军发起攻击，极有可能重蹈通州事件（1）的复辙。”
城野宏分开将佐们，挤到澄田跟前，急迫地问道：“司令官阁下，第一军是否已经决定投降？”
此话一出，所有目光全凝到了他的脸上。
澄田将军双手扶着长长的指挥刀，面色如铁，一字一板地说道：“东京已经被美国人的燃烧弹夷为一片平地，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也被美国人的原子弹从地球上彻底抹去，苏联人的坦克和飞机，已经帮助八路军夺占了张家口，苏联飞机随时可能对太原进行轰炸，日本已经无力再战。冈村总司令一个小时前在电话里告诉我，称‘天皇陛下将于十五日十二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玉音’。”说到此，澄田眼中，已隐隐有泪光在闪。他坚持着说下去：“冈村总司令还告诉我，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而投降的。”
城野宏痛苦地叫道：“可是，无论怎样，这同样也是投降啊！而且一旦投降，日本必将陷入国体崩毁，民族灭亡之绝境。我想，日本如能退回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恐怕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围坐在桌子边的将领们，爆发出一片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岩田清一更是重重地捶打着墙壁，失声嚎哭起来。
澄田忽地将指挥刀靠在桌子边，陡地站了起来，挺直身子，充满怨气地说道：“我于昭和十六年于湖北荆门就任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又于去年十一月从荆门调到太原，继续了四年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过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
全场寂静，只有澄田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
“八月十二日，冈村总司令电话告我，外务省正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提出，如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公告》。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小林总参谋长又给我打电话，说为维护国体，保卫天皇，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而削弱我军斗志。”
“真是荒唐！”城野宏愤怒地叫道，“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如此南辕北辙，让我等部属，如何适从？”
澄田说：“我遵照总参谋长命令，刚刚草拟了作战命令。”拿起桌上的一张电报稿念道：“我驻山西六万精锐皇军，必须发挥大日本皇军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天皇，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之皇军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念毕，澄田把电报稿往桌上一拍，提高声调说道，“可是，命令还未来得及发下去，冈村总司令官让我‘拜闻玉音’的电话又来了……”
城野宏道：“阁下的意见决定着山西六万派遣军与八万侨民的生死存亡，司令官能把你的意见，坦率地告诉大家吗？”
澄田毫不犹豫地回答：“圣断一旦下达，天皇的态度，就是每一个日本军人唯一的态度，澄田除谨遵诏命以外，别无他策。在我看来，对于天皇的旨意再表示反对就是为臣不忠的行为，这与我扎根骨髓的军人精神，水火不容。”
城野宏倔强地说道：“日本要是屈服于《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些昨日还在英勇杀敌的将兵必然会被支那人送上军事法庭，成为战犯。如果司令官阁下以天皇的意志为意志，那就无异于把自己，以及更多自己的部下的生命交给支那人去处置一样。”
岩田清一眼泪汪汪地嘶声狂吼：“司令官阁下，果真如此，我看倒不如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澄田正色道：“切腹，或者上战场与敌人血拼而亡，对我来说都是最容易的选择。请问诸位，我要意气用事，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山西的军队与侨民，能否安全地撤回祖国？特别是在国共矛盾激烈、治安状态不好的地区，如何使深居山西各地的皇军与日侨安全集中到乘船地区，如何以极大的关心来妥善安置——这，才是我眼下最为操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