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日军在太原街头又猖獗起来。
“本军在北支那战场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让我们投降，我们不服。”
“日本并未战败，再过十年，我们将卷土重来。”
种种谣言，开始在太原城中到处流传。
街头偶见日军，有的仍佩带军刀，昂首阔步，走来走去。其过去作为太原统治者的姿态，也不过如此。
日本人投降后很长时间的另一种怪现象，是太原的城门洞子里还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所有进出城门的中国人，都要向他们鞠躬致敬，即便是身负重物的担者或背者，也都必须如此，谁反抗就得挨枪托。这种现象，对于受尽日本人**烧杀的太原百姓来说，无不万分愤慨。
而且，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城野宏、河本大作等日本头面人物，继续住着豪华公馆，坐着插有将官旗的高级轿车在太原大街上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接受着中国士兵的举枪礼。日本侨民仍然高踞在战胜国的民众之上，趾高气扬地从业、生活、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俨然形成“一个日侨特区”。
不仅太原如此，在山西其他日军侵占区，也都一样。阎锡山派梁培璜、楚溪春到临汾和大同后，分别与这里的日军司令官三蒲三郎和阪本吉太郎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这样一来，日军营房仍然飘扬着太阳旗，官兵仍然穿着原来的军服，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于街头巷尾。
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日本投降书签字后不几天，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接受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住在中国的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送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成大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
不能说冈村的提议不合蒋介石的心意，冈村作为侵华日军的总头子，最终能在中国获“无罪释放”，全身而退，毫无疑问，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蒋被共产党撵到台湾之后，再次依靠冈村为他组织日本将领——也就是著名的“白团”——来提升台湾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就足以证实蒋不会对冈村的提议无动于衷。
可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他必须顾及到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而且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蒋介石也深知这种做法是违犯波茨坦公告精神的，他不能不考虑到盟军，特别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对此事的立场。
而美国人和苏联人的态度已经明白无误，绝对不能容忍蒋介石统率的中国军队与刚刚被自己打败的日军结盟。
还有让蒋介石挠头的是，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中央高层，冈村的提议也同样遭到绝大多数大员们的反对，蒋不可能像待在太原的阎锡山那样一手遮天，我行我素。
于是，冈村的提议最终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筹谋，最终也都化为泡影。
唯独在山西，由于有阎锡山这么一个全中国独一无二的人物，以及因独一无二的阎而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政治土壤与特殊条件，侵华日军“寄存武力于中国”的残留计划，却在日本投降之后，紧张地策划、组织和实施着……
九月里的一天，穿着一身雪白笔挺高级西装，风度翩翩的梁延武来工程司街三号的城野宏家，对他说，在前期代表日本方面与赵瑞的谈判中，城野宏为协定的签订，也就是阎日合作，起到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阎长官对他尤为激赏，所以，特地让他前来，邀城野宏进入阎长官内部，作为核心人物参加工作。而对城野宏的重用，已经由阎出面，与澄田司令官和山冈参谋长取得了默契。
城野宏说：“既然如此，你们准备让我具体干什么呢？”
梁延武说：“根据当下的情况，阎长官已经决定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发动留用日本人之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叫做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
“合谋社……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
“这是阎长官亲自起的，他的解释是，中日双方志同道合，所以才共谋其事。合谋社由我挂帅，具体工作由徐士珙负责。下设军事、经济、总务和文化四个组。军事组专负发动留用日本人之责；经济组专负收集处理日本人的遗留物资和保护日本商人照常营业之责；总务组专负收发文件、秘书工作及翻译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事务之责；文化组专负对内对外的宣传解释和专替日本人组织娱乐之责。阎长官亲口指示我，要特别仰仗城野君，所以我今天才特地登门，请你出任军事组组长一职。”
城野宏一听便怦然心动，阎锡山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正好和他鼓动的残留工作不谋而合么。
他说：“要我负责军事组可以，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梁延武问：“请讲。”
“军事组的人事，由我定。”
“这算什么问题？根本就用不着向阎长官请示，我同意就行。至于地点，就在万字楼的日华俱乐部吧。太原城里，再难找到比万字楼更豪华气派的地方了。”
城野宏知道这位比自己小了两岁的中国人的能耐，抗战八年，他作为阎锡山的太原办事处主任，一直留在太原城里，成为阎与日本方面暗通款曲的桥梁。如今太原光复，他又出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而梁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一则因为他是阎锡山的妹夫，再则，他也的确精明能干，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算得上个出类拔萃之辈。尤其是他身居高位，却最喜欢与作家艺人为伍，不仅熬更守夜地为他管理下的西北电影公司编写电影剧本，还亲自担纲主演、导演。
梁延武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后又留学日本。抗战军兴，他才回到国内。他和阎锡山部下的旧军阀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回国时才二十几岁，还未来得及娶阎锡山的堂妹五姑娘为妻，便被阎任命为第二战区管文化宣传的最高长官——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中将主任。
梁延武给城野宏提供的办公地点坐落在太原市内的文瀛湖边，即被誉为“巽水烟波”的太原古八景之一。这清清一泓湖水因毗邻贡院，而被命名为文瀛湖。文瀛湖边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民国建筑，从空中俯视，它的平面造型一如佛教符号“卐”，因而习惯上被称做“万字楼”。一九三〇年，阎锡山为了振兴三晋文风，决定在文瀛湖畔修建万字楼，并将其开辟为图书馆，因种种原因，直到七年之后，占地数千平方米的万字楼才告落成。
万字楼全木结构，斗拱屋顶，飞檐高翘，古色古香，是一组气象万千的楼阁建筑，上下两层，结合中国传统木结构手法与近代建筑技术，屋顶和立面造型采用了传统的仿清式歇山顶和柱廊，而结构形式和门窗则是实用大方的西洋式样。万字楼独特的平面布局，在中国传统建筑实例中极为罕见。
太原万字楼
不久，在太原海子边万字楼原“日华俱乐部”门口，挂出了一块“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的大招牌，这地方在战时是日军将领和汪伪政权高级干部们的聚集享乐场所，在太原算得上是最豪华的建筑物之一。城野宏把狂热支持他残留主张的岩田清一、小田切正男和小林正孝等一批少壮派军官吸收到合谋社工作。城野宏负责总的宣传鼓动工作，岩田清一负责对军官和士兵的动员工作。
合谋社出版了《晋风》等杂志，刊印了城野宏撰写的《日本人的处境》等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从理论上论证了残留运动的重大意义，被分发到日军和日本侨民中。小田切正男和小林正孝等残留骨干分子，则被城野宏分派到日军各部队，或山西产业、华北交通等企业团体和侨民中去宣传残留运动。
城野宏成了日军中的第一写手，当然，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写写文章，卖卖嘴皮子，他属下的这一摊子人马，还建立了为残留将兵服务的各种机构和具体设施。比如创办了“日侨职业介绍所”，梁延武批了个条，城野宏拿着这张条，便能轻轻松松地解决各种困难。各地日本驻军里的残留派将兵，都可以选择离开原部队，到这里来报到。职介所不仅要将绝大多数将兵送往为创建日本新军而专门在城郊设立的特训基地，对官佐们的家属以及选择残留的日侨，也要帮助他们在山西安排职业。
有段时间，因为广大农村被八路军所控制，太原城粮食紧缺，给职介所规定的大米配给也出现了问题，许多日本人对此十分不满。城野宏就此事态度强烈地对分管此事的梁延武说：“你们嘴上说诚心希望日本人给予合作，可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对贵方的诚意，感到怀疑。”
梁延武作为阎锡山麾下主要的接收大员，要管的东西实在太多，千头万绪，哪儿管得了职介所的大米配给问题？他听了城野宏的抱怨，马上为自己的疏忽表示歉意，并立即派人把长官部后勤兵站供给部梁尔强主任叫来，当着城野宏的面，不断用文明棍点着地板呵斥道：“日本人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山西，希望为阎长官做点事。你怎么忍心让他们饿肚子？如果你们这些中国人粮食不够，还可以投亲靠友，想想办法，可他们日本人要没粮食，一无亲戚，二无朋友，还不饿死吗？阎长官诚心诚意要和日本人合作，苦口婆心劝说他们残留山西。然而，你这个供给主任连他们家属的粮食也不能保证，这说明你完全把阎长官的精神，置之脑后……”
梁延武话还没说完，梁尔强脸都已经吓白了，连声说：“秘书长息怒，我马上亲自过问此事，立即解决，立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