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坚持搬到四方井，是冲着老东家聂瘦石而来的。麻山虽没有读过书，却自小听说过“孟母择邻”的故事，知道居家过日子，有个好邻居尤其重要。而在他的心中，始终认为聂瘦石虽说头上戴着一顶“工商兼地主”的黑帽子，面目却毫不可憎，不过是狠抓阶级斗争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个人而言，他坚信聂瘦石绝对是个世上少有的好人。正如同共产党里也会有叛徒，甚至有张国焘那样的大叛徒一样，他从来就不相信报上宣传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他自己就当过帮工，晓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也清楚天下所有的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多置下几亩地，几买上几头牛。有了地，有了牛，这不就是地主么？而且，如今有许多事情他想不透，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朴素地觉得聂瘦石和已经被撵回日本去的儿玉鹤子，包括死了好多年的聂仲文，不单实实在在地有恩于他，也实实在在地有恩于共产党，如今地方官员们这样对待他，实在是有些忘恩负义。
所以，麻山总想以自己的行动来弥补一下，让聂瘦石知道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帮不了聂瘦石什么大忙。也正因为如此，他总觉得心里十分的愧疚。
再说，四方井还有许百骧、白老幺几个老熟人，有啥事，大家彼此也有个照应。
这所独家小院，正巧与聂瘦石家隔着街门对门，紧贴着黑黝黝的老城墙矮矮地卧着。这地方倒也别致，半截青条石砌成的矮墙围着一块小小的土坝子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围墙上爬满杂花野草。院门是一口有四五张桌面大小、用大块大块的青条石砌成的水井，和荫庇着水井与井台边几户住家的一株巨大黄桷树，树身需五六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根盘，则似一大堆缠绕在一起的巨蟒。挨着井台住的几户人家，待太阳落坡后把凉椅往井台上一摆，就成了纳凉的最佳地方。楼屋虽显古旧，但大大小小有十来间，足够一家人住的。
凌亦非发现自从搬到四方井，麻山突然变了个人。精神明显地振奋了许多。每天太阳落坡时，他就拿起水桶，到井里提起水来，将井台上冲了个透心凉，天刚一落黑，聂瘦石和许百骧还有白老幺就端着茶盅扛着凉椅来到井台上。陈古八十年的龙门阵，就如巴河的流水，永远也摆不完。麻山说那次在鸡公山，你许矮子领着百把人把我带的一个侦察小组围了，呵嗬翻天地打了一晚上，还是让我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许百骧说你们不怕死，那是因为我把你们屋头的婆娘儿女都斩尽杀绝了，全剩些独棒棒，所以都肯舍出命和我拼。我手下的弟兄就不同了，屋头有老有小，要让子弹在身上钻个眼眼，婆娘娃儿都得送给别人，所以打起仗来心头有挂欠。聂瘦石说有回我给麻山他们送盐巴，有几根装盐巴的楠竹筒筒被还乡团发现了，我晓得后吓得一晚上没睡落觉，生怕百骧侄子来个大义灭亲，还好，你娃娃还算有情义，没对姑爷下狠手。许百骧说我手下的弟兄打硬仗不行，打探消息这点能耐还是有的，姑爷那时候暗中帮麻山他们的忙，送粮食，送盐巴，送冻疮膏，好多事情我都晓得。不过，我都睁只眼闭只眼，把事情压下了，许百骧再坏，也还晓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嘛。麻山说你许矮子打仗不行，操摆场能干得很，背上顶个肉砣砣，背都打不伸展，偏偏喜欢骑匹高头大马，赶场天有事无事到街上去抖威风，吓得满大街人躲都躲不赢。许百骧说我为啥喜欢这么做？就因为我是个残废人，残废人就怕别个看不起，手头有了权力，就总想让所有的人都看看，让所有的人都晓得我许驼背人残志不残，不是等闲之辈，是个人尖尖。
白老幺虽然在政治上早已翻了身，但他自己却不挣气，在这种场合依然沿袭着自己解放前就已经习惯了的地位，开口的时候少，掺茶续水敬烟点火倒显得十分的殷勤。
凌亦非觉得这样的龙门阵像窖了多年的老酒，味道非凡既浓又醇，有时也就端张板凳凑拢去听听。看见当年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居然合合乐乐地坐在一起摆龙门阵，凌亦非想到自己的经历，不免有时也会生出一些人生感慨，想，日子能像眼下这样平和的过着，也就知足了。
3
聂昆仑自被发配到群运队后，就因为揣着祝克宁在大街上丢给他的一句话，一直满怀希望地苦熬着，盼着翻身解放的那一天能早些到来。从内心里，他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终究有一天苦尽甘来，还会重新回到领导阶层的行列里。即便是祝克宁因立场不稳犯了“作风问题”而被降为宣传部排在最末位的副部长，他也没有丧失信心。在群运队里已经苦熬了四个年头，二十四岁的聂昆仑依旧是单身一个。不是他不想女人，他想，他想沈莺都想到骨髓里去了，可是天各一方，他从来没有收到过沈莺的一字音讯。这让他一想起沈莺就倍感伤心。现实终于使他相信，时空会稀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四年的肩挑背磨早已使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变得来强健，粗犷，把他磨砺成了一个精精壮壮的汉子。强健粗犷的聂昆仑精力无穷，性欲如火。而且，他又生活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最下层最低贱的群体之中。上层人士与文明世界历来热衷于埋头实干而总是羞于出口的“**”，在群运队里却几乎是公开透明的，特别是每隔半个月发工钱的这一天，伙计们就如同过节，拿上钱第一要紧的事就是上酒馆打平伙，先求饱暖再思**欲，一人搂个女人退火。妓院虽然早已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但做地下皮肉生意的女人却从来没有断过档。
这还仅仅是群运队里众多单身汉的生活形态，而结了婚的男人，干起这种事来更是光明垒落，旁若无人，甚至还有人拿这样的事为自己增光添彩。
最让昆仑难堪的是，群运队经常外出包活路，一大帮汉子出去，租个能避风雨的破房烂屋就成了他们临时的窝。一二十个人一间屋，睡的都是用竹木架子搭起来的大通铺，白天累死忙活，晚上则围在当空悬吊的一盏电灯或马灯下推“马股”，抽“十点半”，不单赌钱，连各种票证也全成了赌品。有时一住就是三五个月，长麻吊线总会有家属前来探望男人。荒郊野外的，来了晚上就挤在一溜通铺上睡。唯一的遮挡物就是一床薄薄的蚊帐。旁边众汉子赌得山呼海啸，两口子却久别赛新婚，旁若无人地在蚊帐里杀进杀出。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对于群运队里历史形成的这道独特风景，谁也不会大惊小怪难为情。
有次陈振林的家属来工地上看他，没想却让聂昆仑不费吹灰之力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了床第之欢。
陈振林解放前当过几年野三关的警察局长，解放时没有参加土匪爆乱，躲到乡下小老婆曾淑容家里去了，后来见了政府的布告才主动回城自首，所以保住了脑壳，在大牢里呆了不到两年就获得了自由。人民政府在给了他自由的同时还给了他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黑帽子，却没给他一个饭碗，他过去讨了一大二小三个老婆，家里娃娃多，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只好来群运队里当了根下力棒，一无手艺二无力气再加上脑壳上有顶黑帽子扣着，就只能在工地上帮着壮劳力拉拉“边绳”打打杂，每天让人鸡巴锤子地骂得来狗血淋头上也不敢回一句嘴，连人毛都没长全的青勾子娃娃都可以蔑视他，侮辱他。他那副模样，也活脱脱便是一个阶级敌人的典型形像，干瘦矮小，皮黑背佝，下巴尖削，面皮上布满深沟浅壑，与人说话时总是抢先绽出可怜巴巴的笑来，但那种笑容着实有些令人心悸。
来探望陈振林的女人就是他当年的三姨太现在唯一的合法妻子曾淑容，这女人三十刚出头，比陈振林小了二十几岁，据说当初是陈振林花了血本从巴川城的妓院里赎出来的。虽已徐娘半老，却是风韵犹存，很有一副**女人模样和作派。陈振林早些年间八面威风时纵欲过度，解放后又很让人看不起，精神上经济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思想上长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就弄得他性欲大消，关键时刻不是**不举，便是元阳早泄。偏偏伙计们又总喜欢在干活时揭他的短，他越是性无能就越拿他这事儿逗趣取乐，弄得全队无人不知。
这晚大家刚聚在一堆打牌，平时陈振林的赌瘾是出了名的，不知是久别赛新婚，还是陈振林故意想在众人面前为自己挣个脸面，一见婆娘进了蚊帐，他也脱了裤儿迫不急待地钻进旁边的蚊帐和曾淑容绞成了一堆。可还没等到入巷，便如往日一样，拉稀摆带早早地走了元阳。
刚钻进蚊帐便偃旗息鼓，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来，而这样的事情，天一亮笃定又会成为工地上最热门的笑谈。陈振林毕竟曾经也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为了替自己争回脸面，便鼓足勇气，抱住老婆高耸起屁股不停地蠕动，故意大喊大叫，好像要让满屋汉子都晓得他快活得死去活来一般，而且还以眼神、以动作暗示老婆帮着他把假戏做到底。曾淑容也是个一踩九头翘的人精，心有灵犀，响鼓不用重捶，积极配合，不单大声哼哼，时不时还来个火山喷发式的叫喊，甚而把光光生生的白腿子猛地戳到蚊帐外面晃**几下又倏地缩了回去。这就弄得赌钱的汉子们一个个意马心猿，不时拿眼去瞅那蚊帐里若隐若现的光身子。
这陈振林的铺位恰好挨着聂昆仑，女人这晚就夹在他和陈振林两个男人中间睡，彼此相隔也不过一个巴掌的距离，把他们隔开的也就是那笼朦朦胧胧的蚊帐。睡到半夜时，昆仑忽地觉得不对劲，脸上啥东西扫来拂去挠得他痒痒。伸手一摸，是根谷草。昆仑激动万分地顺着谷草探去，与谷草连在一起的身子温软无比，光滑无比。探到尽头处，他触摸到了一蓬柔软的小草。这时便听见黑暗中有了轻微的笑声，原来他那手探到了曾淑容的胳肢窝里，女人忍不住痒痒就笑出了声，还牵住昆仑有力的大手顺着胸部、腹部运动。昆仑紧张得要命。他的理智不断地告诫他赶快悬崖勒马，浅尝即止，本能却促使他一意孤行，不入龙潭虎穴绝不罢休。昆仑心下犹豫，手却片刻也舍不得停止动弹。这时就听见陈振林轻轻地咳了一声。他一吓，想把手收回来，没想曾淑容却顺势从蚊帐里露出头来，撩开他的铺盖就钻进来和他搂在了一起。
昆仑这下吓得不轻，既担心陈振林发现，更害怕惊醒了满屋睡着的汉子。毕竟他是队里唯一领导，正式干部编制，有着强烈政治上进心的共产党员，要是有人听见动静拉亮了灯，他今后在队里还有啥脸面领导几十号人？他还怎么可能重新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领导阶层？可一丝不挂的曾淑容像条章鱼一样缠在他身上，他不是拈花惹草的登徒子，当然更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伸出手去，捂住了女人烫得像烧红的炭丸般的嘴……警察局长昔日的小老婆是颗风情种子，自然马上领会了既年轻又英俊的队长的意思，闷住声音却愈发加快了动作频律，干净利落地扒光了昆仑身上的衣裤，在昆仑的脸上胸上肚皮上热情如火地舔动，到了恰当的火候上，又恰到好处地将昆仑的命根儿引导入港，上下伸缩蠕动着身子。进入**后男女达到快乐极致时本应发出的声音被强行抑止在喉咙里，昆仑只能在黑暗中无声地体会那种如同战士冲锋陷阵时发出的呐喊，狂野与奔放、欢乐与亢奋，仿佛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他脑海中突然飞起，响遏行云，穿云裂帛：“我要结婚！妈哟，老子要结婚！”眼前恍然卷起千堆雪，惊涛拍岸，起伏激**。随后转入如歌的行板，**气回肠、悠扬婉转，而最后则似小夜曲般结束，空朦幽远，波光鳞鳞，缱绻缠绵，余味无穷。
第二天，为避免尴尬，昆仑天刚亮就抢先去工地上干了一通活路，回住地吃早饭时，正巧碰见陈振林送走曾淑容回来。
昆仑想绕着走，陈振林却主动叫住他，阴阴一笑，话中有音地说：“聂队长，我这两天腰杆痛得恼火……嘿嘿，你看能不能给我安排个松活的活路做做？”
昆仑脑壳里绷紧的弦顿时一松，说：“那你就给大家煮煮饭，几时腰不痛了再上工地。”
有了这一夜欢乐，昆仑便突然觉得，自己真是该结婚了。队长要结婚，伙计们都争着帮忙，前来见面的姑娘见昆仑一表人才，身强体壮，而且还是一队之长，是队里唯一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也都巴心巴肠地愿意做他的婆娘。可昆仑却一个也看不上，伙计们娶的婆娘，大都与自己“门当户对”，不是没有工作，就是郊区的菜农，人与群分，物以类聚，他们给昆仑介绍的姑娘，也大抵如此。昆仑觉得再怎么落魄，自己也还没有堕落到娶个菜农做老婆的地步。
结婚的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过了几个月，报纸上反右派反得来雷鸣火闪，野三关打右派也打得来轰轰烈烈，弄得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早些时候在报纸和各级领导的鼓动下沉不住气给提了点意见的人，一个个鸡飞狗跳，惶惶不可终日。
到年底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群运队发工资，等伙计们嘻嘻哈哈把钱领走，聂昆仑收拾完办公桌，正准备回家，一抬头，发现屋角角还孤零零坐着一个人。
昆仑大声问：“呃，咋搞的？啄起脑壳干啥子？”
那人抬起头说：“聂队长，我已经来了好一阵了，看见那么多人围到你关饷，就坐在角角头等你。”
“祝部长！哎呀呀，我眼巴巴盼了你好几年，眼睛都快盼穿啦！”昆仑一看是祝克宁，欢喜得猛地跳起来。
祝克宁难堪地说：“啊……对不起，昆仑同志，我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啥子好消息带给你，我今天是来群运队报到的。”
“你来——报到？”昆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祝克宁也有些惊讶了：“怎么？城关镇委没有发通知下来？”
“我不晓得呀，我今天下午到松子关去催挖土方的款子，天落黑才拿到钱赶回来发给大家。我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哩。”说到这里，昆仑心中猛地一跳，已经预感到了点什么，“祝部长，你莫非……”
祝克宁一声苦笑，索然道：“我祝克宁已经不是什么部长，而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聂队长，我今后的工作，你安排吧。”
昆仑心中恰似翻江倒海，猛地搂住了祝克宁，眼中涌着泪水说：“不管左派右派，既然变成了人，总得在这世上活。你在位时，救过我父亲的命，这份恩情，我聂昆仑是拿刀子刻在我心窝窝里的！现在你蒙冤受屈落马了，就算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报答恩人的机会。群运队在世人眼里虽然是个藏污纳垢的窝子，不过，要说挣钱，倒是两三个县长的工资也比不了的。走，祝部长——哦，祝大哥，我请你到巴壁馆吃火锅，算是给你接风压惊。”
原来，反右运动在野三关刚一铺开，祝克宁就成了众矢之的。此时的祝克宁却也远非过去可比，虽然几年前便已从县长的位置上跌落成个分管报道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但文名早已蜚声巴蜀文坛，三天两头有杂文在省市报刊上发表，对干部队伍中日渐滋生的骄气霸气和脱离人民的工作作风敢于进行尖锐的针砭。而且本性难移，载了跟斗反而比当县长时嘴巴还厉害得多，批评得犯了点过失的干部们钉心透骨。反右运动一来，墙倒众人推，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点对像。他这种舞文弄墨的人经不住审查，文章、言行全都在那里摆着。运动尚未结束，县委机关里揪出的第一个右派分子，就是他祝克宁。
这是聂昆仑生平第一次彻彻底底地放开了喝酒，两人时而哭，时而笑，整了三瓶半“红茅烧”。结果，他和祝克宁两人都没能回家，全都瘫倒在巴壁馆地上睡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