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论历史的本质》，载《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并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5期。
鹿丽萍：《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访邓晓芒教授》，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
邓晓芒：《我怎么学起哲学来》，原载《我们一起走过》，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
[2]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3]后世的保守主义把胡适的“整理国故”误当作脱离现实去钻故纸堆的号召，这是大悖于胡适的初衷的。参看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4]《写在〈坟〉后面》。
[5]《墓碣文》。
[6]《狂人日记》。
[7]其实，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并不是他首次发明的，陈独秀在1914年就主张中国像朝鲜那样“自并于日本”，说“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自觉心与爱国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还在鼓吹“请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说“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每周评论》第20号）。只要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暂时当一段亡国奴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
[8]即使是鲁迅，尽管坚持启蒙理想最坚决，但从早年以“我以我血荐轩辕”明志，到后来相信“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和在《一件小事》中面对民众的道德自卑、自惭形秽，可以看出一条隐约的灰线。
[9]《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0]张灏先生在《重读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对形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则似未见及，他只提到了这种分裂的“危险性”，并采取了一种折中、平衡的态度。
[11]“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2]甚至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自由和公义“这两个价值是冲突的”（见杜维明、袁伟时：《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显然他所理解的“自由”即任意。
[13]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14]《写在〈坟〉后面》。
[15]《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乐黛云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16]参看《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80页。
[17]《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
[18]《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19]同上书，第312页。
[20]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21]《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22]例如，可参看《新启蒙》第1辑王元化的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3]《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
[24]同上书，第35页。
[2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26]同上书，第13页。
[27][日]吉田茂：《激**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28]见《新启蒙》第1辑，第19页。
[29]《呐喊·自序》。
[30]这是胡适本人的表述，它与一般人理解的“全盘西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林先生却不顾胡适本人的修正，硬要用“全盘西化”称呼他的思想（见第168页注①），其用心实在不算是很正派。
[31]参看方平：《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载《读书》1982年第11期。
[32]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Ⅺ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33]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1页。
[34]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以下简称“邓文”。
[35]见邓晓芒：《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载《钟山》1996年第6期。
[36]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