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未亮透。
王建军买了一张最早开往街县的高铁票。
他没有惊动熟睡的母亲和妹妹，只在餐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妈，我去街县办点事，勿念，很快回来。”
高铁在晨曦中穿行，车窗外的景物在视野中飞速倒退、模糊。
王建军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整个人如同一块沉默的岩石，与周围或打著瞌睡、或低声交谈的乘客们格格不入。
没人知道，这副平静得过分的躯壳下，正酝酿著一场足以倾覆一地的雷霆风暴。
两个小时后，高铁抵达街县。
这个以“街”为名的小县城，还残留著昨夜的喧囂与沉寂。
王建军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在站外计程车停靠点，上了一辆车对司机报出了一个地址：“县人民医院。”
医院住院部的icu病房外，狭窄的走廊里充满了消毒水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压抑味道。
他的远房表哥，王涛的父亲王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双眼布满血丝，头髮凌乱，原本憨厚朴实的脸上，只剩下被现实反覆捶打后的麻木和无助。
表嫂则早已哭干了眼泪，靠在冰冷的墙边，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
一夜之间，这对勤劳本分的夫妻，仿佛被生生抽走了二十年的阳寿。
王建军的出现像是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子。
“建军……”王建国看到他，嘴唇哆嗦著，想站起来，双腿却软得不听使唤。
王建军没有说太多空洞的安慰话。
他只是走上前，用力拍了拍表哥的肩膀，然后隔著那扇厚重的玻璃窗，望向里面。
病床上，那个过年时还围著他，嘰嘰喳喳地问著部队里趣事，满眼都是崇拜的半大少年，此刻像个被隨意丟弃的破碎布娃娃。
他浑身缠满了绷带，脸上、胳膊上，是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嘴里插著粗大的呼吸机。
各种冰冷的管子从他年轻的身体里延伸出来，连接著旁边发出单调“滴滴”声的生命监护仪。
毫无生气。
王建军的拳头，在夹克的口袋里，一寸寸地捏紧，指骨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像是某种野兽在磨礪爪牙。
他让表哥把主治医生请了过来。
那是一位四十多岁，戴著眼镜的中年医生，看到王建军那身沉稳得有些可怕的气质，不敢有丝毫怠慢。
“伤者情况非常不乐观。”
医生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镜，语气沉重。
“严重的颅內出血，我们连夜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脑组织损伤已经是不可逆的。”
“四肢有多处粉碎性骨折，特別是右臂和左腿，骨头都碎了，我们尽力做了固定，但就算后期恢復得好，也极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医生的声音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出残酷的真相。
“最坏的情况……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轰”的一声，王建国听到这话，眼前一黑，身体猛地向后晃去，险些栽倒。
王建军伸出手，像铁钳一样扶住了他，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