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程序员父亲在网上晒出电脑文件夹，命名为“儿子成长纪录片”，里面是从婴儿啼哭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视频；
更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人，第一次给离异多年的女儿写了信：“我不善言辞，但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生了你。”
林浩然看到这些，没有转发，也没有评论。他只是把每一条消息截图保存，放进名为“光”的文件夹。
他知道，真正的改变正在发生。不是靠一部电影，不是靠一次演讲，而是千万次微小的“看见”累积而成。
一个月后，《泥土之下》正式开机。第一站选在甘肃定西的一个贫困村。这里常年干旱，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守着贫瘠的土地。
林浩然带团队住进了村委会改建的临时宿舍。没有空调，冬天靠烧炕取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跟着一位六十岁的留守妇女去地里劳作。她叫马春梅，丈夫十年前进城打工摔伤瘫痪，儿子在广州送外卖，一年回不来两次。
她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农活，还要照顾八岁的孙子。采访时，她笑着说：“我不累，只要娃能读书，我就有盼头。”
林浩然让她对着镜头唱首歌，她想了半天，哼起小时候母亲教的一支童谣。声音沙哑，调也不准，但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当晚，他在导演日志写下：
>“在这里，希望不是口号，是种子。
>春天来了，哪怕土地干裂，人们还是会跪在地上，一粒一粒把种子按进土里。
>他们不信奇迹，只信坚持。
>这才是最悲壮的浪漫主义。”
拍摄进行到第十八天，突降暴雨。山路泥泞，发电机泡水停转，整组设备陷入瘫痪。村民们自发赶来帮忙，用塑料布盖住机器，轮流抬着设备走险坡转运。
有个十一岁的小男孩，冒雨跑了五公里去邻村借来电瓶，浑身湿透像只落汤鸡，却笑着说：“叔叔们拍的是我们，我得护着。”
那一刻，林浩然站在雨中，久久说不出话。
他忽然明白，为什么这片土地历经苦难却始终未崩塌??因为总有这样的人，在最暗处点燃微光。
杀青那天，全剧组和村民一起在晒谷场上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的不是成片，而是剪辑粗剪版。村民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脸，激动得拍手大笑，又抹着眼泪说：“原来我这么老了啊。”
马春梅看完后站起来，对着镜头说：“我想跟我儿子说一句：妈没给你丢脸。我在老家种的地，今年收成不错，够你娶媳妇了。”
全场静默，继而爆发出掌声。
林浩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拥抱了她。
回程途中，苏晚问他：“下一部拍什么？”
他望着窗外飞驰的田野，轻声说：“我想拍一部关于‘遗忘’的电影。养老院里的老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们忘了全世界，却总在某个瞬间，喊出孩子的乳名。”
苏晚笑了：“你越来越不怕沉重了。”
“不是不怕，”他说，“是明白了什么叫责任。
我们这些人拿着摄像机，不是为了逃离现实，而是为了扎进更深的现实。
娱乐可以制造幻觉，但电影应该刺醒麻木。
如果有一天，所有普通人都能在大银幕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有一个孩子，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愿意多陪父母吃顿饭；
如果有一位父亲，终于听到儿子说‘爸，你辛苦了’；
那我们就没白干。”
飞机降落北京当晚，他收到一条短信：
“林导，我是周阳。我和我爸一起去矿上看了那场电影。回来的路上，他第一次主动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将来想在哪安家？’
我哭了。原来最难的不是分离，而是靠近。
谢谢您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
他回复：“靠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合上手机，他走到阳台，那盆绿萝已抽出三片新叶，翠绿欲滴。
春风拂过，嫩芽轻轻晃动，仿佛在回应这个刚刚苏醒的世界。
他知道，灯还得举着。
不止是他，越来越多的人，正悄悄接过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