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根本不是什么海归精英。”周奕一字一句地说，“你是赵志明的儿子，从小被送出国外培养，接受全套‘清除哲学’教育。你回来的目的，就是让G类计划以合法形式复活。”
陈默沉默许久，忽然笑了。
“你说得对。我是他的儿子。我也承认，我知道一切。但我问心无愧。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平等的，弱者注定被淘汰。我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让它看起来更文明一些。”
“文明？”周奕猛地站起，“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陈默笑容僵住。
“1995年，她患乳腺癌晚期，拒绝参与‘诱导凋亡剂’试验，结果被列为G类对象，用药致死后伪装成病情恶化。她的名字，在第一批受害者名单上。”周奕将一张泛黄的照片甩在桌上，“你父亲亲手签了清除令。”
陈默浑身颤抖，眼中第一次浮现出裂痕。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国外读书，我以为她是病死的……”
“你现在知道了。”周奕冷冷道，“你们所谓的‘优化社会’，最先吞噬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因为你父亲觉得，她成了负担。”
审讯持续六小时。
最终，陈默同意配合调查，交出藏匿于瑞士服务器中的完整“城市清洁工程2。0”实施方案，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筛选模型源代码、地方政府私下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以及一段从未公开的视频??徐怀山在2000年秘密会议上直言：“我们要建立一个干净的城市，没有垃圾，也没有眼泪。”
案件再次引爆全国。
这一次，公众愤怒不再局限于追责过去，而是聚焦当下制度漏洞：为何一个涉嫌大规模伦理犯罪的理念，竟能披着“科技创新”外衣重返权力核心？为何卫健委、医保局、甚至部分三甲医院管理层对此类项目敞开大门？
十二名现任官员被停职审查，三家科技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全国人大启动《生物医学伦理安全法》立法程序。
而陈默，在写下长达八万字的忏悔书后，自愿前往西北某偏远乡镇卫生院服务十年，作为赎罪。
一年后春天。
周奕站在新建的“医疗伦理纪念馆”展厅中央。墙上挂着三十九位G类受害者的肖像，下方陈列着母亲的日志、葛云勇的录音机、陈国栋的遗书、还有那台老钢琴。
一群高中生正在参观。
讲解员指着展柜说：“很多人以为邪恶总是面目狰狞，但真正的危险，往往穿着白大褂，说着科学与效率的语言。它不会举着刀冲进来，而是悄悄修改你的病历，调整你的评分，然后告诉你??你已不适合继续治疗。”
学生们静静听着，有人低头抹泪。
周奕悄然退出展厅，走到园区尽头的一片樱花树下。
那里立着一块新碑，上面刻着一行字：
>**“有些人死了，但他们仍在说话。”**
风吹过，花瓣如雪飘落。
手机响了。
是苗根花。
“刚接到报案，西城区福利院一名护工死亡，初步判断为药物过量。死者曾是康宁公司外包清洁人员，九十年代负责焚毁实验废弃物。法医在他胃里检出一种罕见毒素??成分与当年‘G型复合诱导剂’高度相似。”
周奕闭上眼。
他知道，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真正结束。
只要人性尚存贪婪与冷漠，就会有人打着进步的旗号，将弱者推向深渊。
但他也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总得有人记得那些名字。
总得有人听见，黑暗深处那一声声不肯熄灭的低语。
他转身走向警车，阳光洒在肩章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