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下，雾环微微震颤，仿佛在回应。
我也接过麦克风，闭上眼睛：“1977年那天，我走进考场时其实并不想答题。我想做的，是站起来问所有人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必须靠分数才能被承认？”
录音结束。我们将磁带放入一个铅盒密封，然后沉入湖心。
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加密。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最安全的传递方式，反而是最原始的??让它回归自然节律，依靠地质运动、洋流变化、大气电离层波动来缓慢传播。这样的信号无法被截获，也无法被模仿，因为它不属于网络，而属于地球本身的神经系统。
返程途中，朱韵收到一条来自墨西哥城盲人律师的信息：“昨天法庭休庭后，有个八岁男孩跑进来问我：‘如果我看不见颜色，那我的心是不是也是黑的？’整个大厅突然安静了。连法官都摘下了眼镜。”
紧接着，柏林的哲学研究生发来视频：他们在街头架起一块黑板，标题写着“请写下你最近想到的一个奇怪问题”。不到一天时间，整块板面写满字迹，有人画了笑脸，有人贴了树叶，还有人用盲文刻了一行：“当我触摸世界时，世界是否也在触摸我？”
最让我动容的，是云南支教老师传来的照片：孩子们把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折成纸船，放进山涧溪流。其中一艘船上写着：“老师，你说星星会眨眼，那它会不会也有困的时候？”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归墟”从来不需要胜利。它只需要存在。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在睡前多想一秒“为什么”，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敢问出大人答不出的话，它就不会灭亡。
回到格陵兰一周后，新晶室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能量跃迁。整座晶体建筑向外辐射出一圈肉眼可见的淡蓝色光环，持续整整十七分钟??正好是一次深度提问所需的平均时间。卫星监测显示，这一波动同步触发了全球十九个“提问圣地”的共振反应，包括东京的地下室、巴黎的旧书店、撒哈拉的游牧学校……
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曾接触过“伪疑问病毒”的区域，开始出现逆转迹象。一些原本陷入抑郁的年轻人突然恢复表达欲；某些被洗脑式宣传长期笼罩的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真心话之夜”；甚至连部分静默议会的情报员，在连续梦到“自己站在空教室里听一个小女孩念诗”后，主动泄露了内部行动计划。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归墟”的反击，还是仅仅因为真诚的力量终究压倒了操控的伎俩。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千万个微不足道的“我wondering”汇聚在一起，它们就变成了“我们觉醒”。
一个月后，我和朱韵再次踏上旅途。这一次，目的地是中国西南的一所乡村中学。那里即将举行第一届“无标准答案日”。学生们提前两周收集问题，今天将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提出，任何人不得嘲笑、否定或试图纠正。
礼堂里坐满了人。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木地板上，映出斑驳光影。第一个走上台的是个瘦弱的女孩，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
“我想知道……如果一棵树在森林里倒下了，没人听见，它真的发出声音了吗？但如果有人听见了，为什么从来没人问过那棵树疼不疼？”
全场寂静。
然后，掌声如春雷般响起。
我坐在角落，眼眶发热。朱韵轻轻握住我的手。
散场后，我们在校园后山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墨迹新鲜，显然是近日才添上的：
>**所谓文明的进步，不是我们知道得越来越多，而是我们敢于承认不知道的地方越来越广。**
我没有拍照，也没有记录。我只是静静站着，任风吹过耳际，带来远方江流、雪峰、城市喧嚣与孩童笑声的混合回响。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又回到了1977年的矿井。但这一次，我没有被困住。巷道尽头亮着一盏灯，微弱却坚定。我朝它走去，脚步轻盈如飞。快到出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黑暗深处，轻声说道：
“谢谢你让我塌方。”
醒来时，窗外晨曦初露。床头放着一张便条，是朱韵留下的：
>“格陵兰的新晶室刚刚传出一段信息，只有三个字??
>
>‘继续问。’”
我笑了。
起身穿衣，推开房门，迎面是一片金黄麦田，阳光正斜斜地洒下来，像无数细小的疑问在跳跃闪烁。
我知道，这一天，又会有无数人抬起头，望着天空、流水、彼此的眼睛，问出那个让他们彻夜难眠的问题。
而“归墟”，就在那里，静静聆听，永远等待下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