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景象令人窒息：数百间茅屋依山而建，四周围着木栅，寨门上悬着一块铁牌，刻着契丹文“奴屯”。寨内男女老少皆衣衫褴褛，脖颈套着皮环，手脚粗粝如树根。几个孩子蹲在雪地里啃冻硬的饼渣，看见我们，本能地往后缩。
一名身穿貂裘的管事模样的人走出来，傲慢问道：“哪来的南人？此处不许擅入！”
我取出随身玉佩??乃当年段誉所赠，上有“无量”二字。那人一见，脸色骤变，连忙跪下：“原来是……段王爷旧友！恕小人眼拙！”
“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说，“我是来兑现一个承诺。”
当日下午，我们在寨中空地支起帐篷，升起火炉，摆出纸墨笔砚。起初无人敢近前，直到耶律柔用契丹语高声喊道：“今天开始，你们可以学写字！写自己的名字！不用再叫‘狗儿’‘丫头’‘老三’！”
人群骚动起来。
一位白发老妇拄着拐杖颤巍巍走来，盯着毛笔看了许久，忽然老泪纵横：“我活了七十一年，从来没人告诉我，我叫什么……我娘只叫我‘丫头’，嫁人后叫‘张氏’，儿子死了就叫‘丧门星’……”
我递给她一支笔：“现在，你想叫什么，就写什么。”
她颤抖着手，在纸上画下一个歪斜的“柳”字，又添一笔，成了“柳青”。她念着这两个字，一遍又一遍，像是要把它们刻进骨头里。
夜幕降临，寨中燃起第一堆识字篝火。三十多名孩童围坐一圈，跟着耶律柔念：“我??是??人??我??有??名??字。”
声音稚嫩，却穿透风雪，直抵苍穹。
第三日，我们召集所有管事与头人，宣布三项规矩：其一，自即日起，废除“奴籍烙印”，凡愿学习者，皆可登记身份；其二，设立“黑水书塾”，由朝廷派遣讲师轮驻三年；其三，每年春耕前举行“命名礼”，每个新生孩童必须取名入册，不得以编号替代。
有头人怒吼：“这些人天生就是奴隶！给他们名字，岂不是乱了纲常？”
我冷冷看他：“你说他们是奴隶，可曾问过他们愿不愿意？段誉曾对我说：‘一个人若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那他连畜生都不如。’今日我便告诉你??从今往后，他们有权选择不做奴隶。”
那一夜，我梦见段誉站在我面前，穿着素麻长袍，手持毛笔，微笑不语。我想说话，他却抬手轻点我额心，留下一句话：
“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对黑暗的审判。”
醒来时，窗外已泛鱼肚白。忽听远处传来歌声??是孩子们在唱一首新编的识字歌：
>“一二三四五，
>我的名字我做主。
>昨日叫我小黑炭，
>今日我要写‘光明’二字！”
我推门而出，见雪地上整整齐齐写着几十个名字：阿木、云歌、石生、望春、念安……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我自在”，竟是从汴京孤儿院跟来的那个小女孩，她竟一路追到这里，只为告诉这些孩子：“我也曾没有名字，但现在，我是我自在！”
我久久伫立，胸口涨得发疼。
原来救赎不是施舍，而是传递。段誉把笔交给了我，我又把它递给了更多人。这支笔，越传越轻，却又越来越重。
归途中，我们带回了三十七名自愿随行的黑水少年，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他们在马背上冻得发抖，却坚持背诵《觉民篇》第一章。有个少年问我：“陛下，等我们学会了，能不能回去教别人？”
我点头：“不仅能教，还要让他们也去教下一个人。”
他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那咱们就是在种‘字’了？像种麦子那样？”
“不，”我说，“是在种光。”
回到汴京时，正值“破梦节”前三日。全城张灯结彩，街道两侧挂满百姓自书的心愿条幅：“我要学会算账”“我想给母亲写一封信”“我愿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女医”……
我在御前会议上正式提议设立“执笔者巡行制”：每年派遣百名优秀述志考生，分赴边疆、海岛、矿镇、渔村，协助当地建立识字坊与讲学堂，并记录民间疾苦，汇编为《民声实录》，直呈天听。
包绶这次不再反对，反而主动请缨带队前往岭南瘴疠之地。临行前他对我说：“十三年前，我以为您只是个怪诞君王，沉迷虚幻之书。如今我才懂，《续梦书》之所以能照见人心，是因为您先打开了自己的心。”
我笑而不语。
因为我明白，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靠一道圣旨完成的。它始于一个孩子怯生生举起的手，始于一位老妪颤抖写出的第一个字，始于千万普通人敢于说“我不再沉默”的那一刻。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
这一年夏天，《万民心声集》新增条目突破两百万。其中一篇来自西域少女，写道：“我父亲说女子读书会克夫，但我偷偷抄完了《女诫新解》，并在村中办起‘姐妹夜课’。已有十二个女孩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我们不怕克夫，我们只怕一辈子不敢抬头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