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合上奏疏，憨笑说道：“今既有口数，今后行户税，还是改行算赋？”
诸葛亮沉吟少许，说道：“昔之所以舍算赋，而征户税。实因百姓疾苦，常隐匿口数。如行户税，则能利于百姓繁衍，且少隐匿口数。”
“昔两汉治世，因口赋、算赋之故，百姓常溺死幼婴。今行户税有利百姓繁衍，广占无主之田亩。然因按丁分田，故又可令其出米。”
继而，诸葛亮上报说道：“今岁起行占田法，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每丁纳粟二石，南方诸州纳米；每户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产布之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徭役则另算，年岁长者，可出钱代服徭役。因距离远近，赋税另计，且蛮夷则另算赋税，不与汉同。”
在如何制定南汉赋税问题上，诸葛亮与诸卿讨论多时，且还与霍峻有过深入交流。
两汉赋税一脉相承，基本以重人头税而轻田租，本意欲让百姓广垦荒田，以来减轻人头税压力。因而两汉早中期赋税财政尚能保持运转，直到中后期流民增多，财政压力激增。
在执行过程中，因重人头税之故，百姓有时不敢生子。且随着天下可耕田亩的减少，过重的人头税反而会导致百姓流亡。
吸取两汉赋税失败的经验，南汉诸卿在诸葛亮的带领下，改革新税制，以户税为基本盘，以丁占田收田税，并服以徭役。
两汉以个人为征收单位，南汉以户税为基本盘，则主体征收者为家庭。此举将会减轻人头税的压力，甚至为了帮家庭分担人头税，百姓将会踊跃生子。
在田税上，依旧沿用两汉好的策略，即以每丁纳粮，而非以田亩数纳粮，依旧能鼓励百姓努力劳作。且随着户丁数的增加，将有助于纳粮数目的增加。
经诸葛亮、霍峻改良出来的赋税，以及贴近了唐朝的租庸调制。日后南汉因财政赋税出问题，说不准还能基于以上赋税进行改革。
赋税不仅于此，经诸葛亮改革，南汉还有盐、铁、蜀锦、糖四项国营税收，以来维持南汉当下的财政运转。
听着诸葛亮阐述税收，刘禅渐有所得，笑道：“新税颇有新意，有劳尚书台上疏详解各种税赋来源。”
“诺！”顾雍领命道。
朝议末尾，蒋琬上奏裁减冗官，虽引得有些非议。但在诸葛亮强力推行，以及尚书台诸官的配合，最终执行下去。
经数日通告、考核，朝廷淘汰了五百八十四名冗官，或被分配到地方任职，或是一次性领了五年的俸禄作为解雇费。
第749章绘图立像
建兴七年，诸葛亮着手整治军事、吏治，为大汉建立起统治体系。
建兴八年，诸葛亮为了减轻百姓赋税，令隐户入籍登记，推行了新税法。且为鞭策州郡长官做事，更是推行了考课法，施行末位淘汰制。
末位淘汰制的施行，让天下官吏苦不堪言。本以为天下太平能躺平，然岂料诸葛亮不仅自己奋斗，更要让所有官吏陪他一起奋斗。
当然了，工作奋斗归工作，为了提高官吏的积极性，诸葛亮更改了地方上官吏的俸禄标准，以及明确升迁体系。
两汉时期，郡太守俸禄为两千石，负责检察的州刺史俸禄六百石，权利与俸禄出现倒挂，不符合当前南汉的三级地方制度需求。
为了适配国家体制，诸葛亮将郡守俸禄的范围划分在八百石——两千石之间，州刺史的俸禄限定在两千石——两千五百石之间，县令县守俸禄在三百石——千石之间。
诸葛亮考虑到边郡与内郡的不平等，为纠正二者的不平等，推行出边境津贴与年终津贴。
根据四方蛮夷的危险程度，分为三等津贴，鲜卑蛮为上级津贴，岭南诸蛮、羌人为中级，内郡诸蛮为下级。根据本年度表现，津贴约占本职俸禄的20—50之间。
年终津贴以同比上缴赋税的增加，以及人口、田亩等三项为考核标准，给予本职俸禄10—50的年终奖。
故在边郡任职，且能做出不小成绩，每年通过边境补贴与年终津贴二项，其得到的俸禄能超内郡长吏。
以刘番治海南岛为例子，虽领八百石最低标准的俸禄，但靠边境津贴与年终津贴，因在职期间出色的表现，其俸禄甚至能超过部分内郡太守。
在俸禄激励与考课明确的情况下，州郡官吏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彻查地方上的田亩数量，招抚隐匿户籍、流民，修缮地方水利，关东、关西尽数可见百姓开垦荒田。
中国之泰平，不代表边郡安稳，因鲜卑为了争夺西域，遂与大汉展开激烈冲突。
姜维于建兴五年冬，率八百精锐出玉门关，魏西域长史归顺大汉，姜维率部至海头（今罗布泊）驻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