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她听到了我的喊声，甚至脚步声。
这让我非常生气，嘴唇都有些哆嗦。
月光是银色的，所以我的汗水也是银色的。
我擦了擦银色的汗水，说：“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声音很大，乃至我怀疑自己听到了回声。
没有回应。
头发舞动，长裙摇摆，母亲望着那汪几近干涸的平河水，一动不动。
好半晌，我慢慢靠近她，又叫了声妈。
她嗯了一声。
“咋了？”
我问，很轻。
她还是嗯，然后问我吃饭没，始终没有回头。
我说吃了，我敲敲路灯，往远处眺了几眼。
除了银色、昏黄，就是黑暗，往常那些星星点点的光在这样一个夜晚消失得无影无踪。
“咋了，”我又问，“跑这儿干啥？”
依旧是嗯。
与此同时，我嗅到一股咖啡味儿。
“咋了嘛？”我站到母亲身后，搭上了她的右肩。不知是不是错觉，一片冰凉。“妈？”眼前的身体在轻轻颤抖。随着脑袋里轰隆一声，我已捧住肩膀把母亲扳了过来。她挣扎了一下，就迅速扑进了我怀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张满是泪水的脸——那湿漉漉的睫毛，那水光朦胧的眼眸，那晶莹的银色湿痕，瞬间便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软软的，抖得越发厉害，泪水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肩膀。始终没有声音。直到我抚上她的脊梁，拍了两下，那小声的啜泣才如泉水般缓缓淌出。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长发摩挲着我的脸，咖啡，或者说中药味儿，愈发浓烈。这让我想到01年夏天，也是在这里，母亲近乎哭着说环境不合适，剧团要不就算了吧。那是从六月份辞职后到国庆节剧团首次商演间她唯一表露出的一次疲态。
同上次一样，几乎一夜之间，母亲便满血复活。
那头中长发难得地扎在脑后，加上一身大红色的运动装，整个人看起来紧俏可人。
在电梯里，几经犹豫，我还是问她昨晚咋回事。
母亲翻翻眼皮，扛了扛我：“记性倒挺好！”
我盯着镜子，不依不饶。
“太累了呗，压力山大，”她叹口气，笑了笑，“让儿子看笑话喽！”
我还是不说话。
她就捣了捣我：“瞅你那脸，棺材板儿一样，给妈笑一个。”
于是我就笑了一个。
“真没事儿了，傻样儿！”
走出电梯时，母亲这么说。
昨晚上，我和母亲到四中正门口吃了碗刀削面。
当然，是她吃。
老地方丁点儿没变，老板却换了人。
就在那狭小油腻的三合板木桌上，我问母亲到底咋了。
她垂着眼摆摆手说：“明儿个再说。”
我想告诉她如果太累，就不要做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一切如同九九年夏天的燥热中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的长信，终究免不了付之一炬。
等我把那箱梨扛上来，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她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她说整天随便随便，我说：“你做啥我吃啥呗。”
“算你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