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转到另一边：2008年春天，KAFA（韩国电影艺术学院）校园里的樱花全开了，粉白色的花瓣飘得到处都是。申道勋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那杯咖啡早已凉透，他根本没注意到。
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摊开的剧本，脑子里全是各种镜头画面，在心里反复琢磨着怎样把这些场景完美地呈现在银幕上。
窗外喧闹声，小伙子却恍若未闻，满心满眼只装着自己尚未实现的电影梦。
本科就读于中央大学期间，申道勋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为积累拍摄经验，他辗转于首尔各大片场担任场记助理。
当时的韩国电影工业正处在胶片与数字交替的萌芽期～主流商业制作仍牢牢坚守35mm胶片阵地，ARRIFLEX535B日租（金高达45万韩元，连相对轻便的ARRISR3也要30万韩元；
而柯达Vision2500T（5279）胶片每卷采购价18万韩元，加上在首尔电影冲印所（SeoulFilmLab）的显影转磁费用，每分钟成片成本逼近100万韩元。
数字拍摄在当时被视为实验性选择。虽然朴赞郁已在《我要复仇》（2002）中尝试用索尼HDW-F900拍摄部分镜头，但这款早期数字摄影机日租金仍要60万韩元，且需要搭配天价的SRW-1录像机才能记录4:4:4信号。
更现实的选择是松下AJ-HDC27F可变帧率摄像机，但它的13英寸CCD画质根本无法满足影院放映需求。
囊中羞涩的申道勋最常光顾东大门市场的"电影人合作社"，这里能以半价租到学生剧组淘汰的ARRI16SR。他尤其擅长利用KOFIC（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通过提交拍摄方案获得器材租金补贴。
为最大限度省钱，他发明了"碎片化租赁法"：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租金最贵时段）借用三脚架等简单设备，而需要摄影机的关键镜头则全部集中在租金打七折的深夜档期拍摄。
2003年拍摄毕业作品时，他更冒险使用了从清凉里市场淘来的过期ORWOUN54胶片~这些德国统一前的东德库存货，在汉江畔潮湿的夏季里产生了独特的乳剂氧化纹理，后来意外造就了独属于他的影像美学。
早在考入KAFA之前，申道勋便已穿梭片场积累经验，那会儿他曾在多位KAFA前辈的剧组中担任场务工作，其中就有金泰勇和闵奎东。1999年，这俩人合作拍的《女高怪谈2：交换日记》上映后反响热烈，闵奎东更凭借该片荣获第40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新人导演奖，自此在电影圈崭露头角。
等申道勋好不容易考上KAFA，正好闵奎东开始筹备《我一生最美丽的一周》。作为KAFA的直系后辈，申道勋在片场积累的经验和对电影的执着劲儿，让闵奎东直接给了他助理导演的机会。那时候申道勋刚进KAFA，一边上课一边泡在片场，跟着前辈们实打实学了不少真本事。人常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8年，e2000计划启动《女高怪谈5》项目，在新人导演的选拔环节，几位影视圈前辈不约而同举荐了申道勋。“机会给出去了，就看这小子能不能接住。”带着这样的期许，申道勋得到了和公司高层面谈的机会。
在江南区论岘洞的e2000会议室里，申道勋站在会议桌前，手心微微渗出汗珠。他展开方案阐述：“全片将用索尼高清摄像机搭配鱼眼镜头拍摄。
走廊追逐戏里，摄影师会手持机器快速晃动跟拍，低角度仰拍配合鱼眼镜头的畸变，把天花板扭曲成穹顶，老式日光灯管在画面里拉出诡异光带，一下就把空间的压迫感拉满。”
说着，他抽出几张手绘灯光示意图：“主光直接用校园里的老式日光灯管，加蓝色滤光片调冷色调；
再用红蓝撞色制造视觉冲击。辅助光用改装过的红色应急灯，关键时刻突然亮起来。移动拍摄就把手推车当固定机位，让画面带着不稳定的抖动。”
“叙事和镜头上，我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他翻开满是批注的脚本接着说，“比如当主角探索废弃教室时，会穿插破碎的回忆画面，让现实与梦境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表现灵异事件时，大量运用大特写镜头，聚焦角色惊恐的瞳孔、颤抖的指尖等细节。”
“这部作品表面是校园灵异故事，实则映射了当代韩国青少年面临的真实困境：校园霸凌、极端学业竞争、家庭与社会支持的缺失。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往往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我想通过视觉化的恐惧，呈现他们内心的压抑与挣扎。”
再与制片方反复磋商、敲定细节后，从演员招募、角色试镜到最终合同签订，再到组建摄制团队、筹备拍摄器材与场景搭建，林林总总的事务如藤蔓般缠绕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