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又充满不适的一夜熬过去，我的手机荧幕上多了一个电话。
秘书很有分寸，没事不会轻易打来，合作商通常也会发邮件或信息来确认，留下沟通的记录，鲜少打电话来。
有那么一刻，我控制不住自作多情地希望，那会是周难知打来的电话。
事与愿违，听筒里传出来周难知父亲治病的那家医院的院长的声音。
“宋总，您先前说过，要是周先生来医院了，就要告知您……”
我立刻起身更换衣物，起得太快了，脑袋一阵眩晕，“他怎么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发晴期引发的低烧，我看他是自己一个人来就医的，感觉应该和您说一声。”
低烧的确不算什么大病，作为成年人，周难知一个人去看医生也情有可原。只是我可以想象，如果换成周千澍是Omega，在由于发晴期到来有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是一定会陪着大儿子去看医生的，全程也会很焦急，拉着医生问东问西。
毕竟对着曾经出过轨的丈夫，她都可以抱有无限的宽容，也很舍得让周难知进行一场自我献祭，换取高额的医疗费来救治她那犯过错却只能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的丈夫。
就只在爱周难知的时候，她格外苛刻、顾虑、精打细算，拨动算盘反复衡量，不能多给哪怕一分。
我赶到医院时，周难知已经打了吊针睡下了。他是九点多来的医院，多半是等周千澍出门去上班了，他才独自前往医院，免得耽误他哥哥的工作。
他对人总有这样那样的体贴。就只是这样的体贴，他很少会给到他自己。
护士见到我，点点头，轻声打了招呼。“宋总，他大概要过一个小时才会醒，您放心。”
言语之中大有“您可以趁此机会为所欲为，反正周难知一时半会也醒不来”的意味。
就算是这样，我看了一眼病床上安睡的周难知。就算是这样，我也不可能借机对他做些什么。
周难知的嘴唇有些干燥，我发消息让助理带薪跑腿，买了一个小小的加湿器过来，从饮水间装了干净的饮用水放在床头，摁下开关。
蒸腾而起的细微水雾里，周难知的脸蛋愈发朦胧。
如果可以，我也很想恨他。恨他给了我希望又回收，恨他一点机会和余地都不留给我，恨他在提离婚之前，还要最后提出那趟旅行。
我以为这会是我们感情升温的契机，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他别离前最后的怜悯。就像养了一条狗，打算丢掉之前，还要最后往碗里添许多冻干，聊表歉意，真对不起啊，再多吃点吧，吃得越饱越好，毕竟我很快就要把你扔掉了，以后你可能就要在大街上饿很多顿肚子了。
可是恨他又有什么用？就算我形象全无地在他家门口大吼大叫，就算我丢掉脸面死缠烂打，周难知就一定会为此留下来吗？
他只会觉得我果然不正常，而后越发想要远离。
现在，由于点滴里的安眠药的作用，他总算不至于对我避之不及，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如同先前每个平静度过的周末那样，他坐在那看电视，我坐在一旁看他。
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暗示护士加大安眠药的剂量，让周难知再睡久一点，没那么快醒来。我也可以借着这个时机把他带回去，在他脚上捆好足够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的锁链，限制他的行动，控制他的自由，就像我父亲曾经对我母亲做的那样。
周难知会恨我，但也说不好，他心地那么善良，搞不好一开始还想着和我打商量，看我会不会心一软把他放走，要么就多待一些时日，留意我的状态，确保我不需要他了，他再提出要求。
又或者他会装出一副已经喜欢上我的模样，再找机会给他哥哥发送求救讯息，让他哥把他从这个囚牢里带走。
也有可能，再幸运一点，他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会因为我的囚禁而对我萌生出感情，即便那感情全然是不健康的、畸形的，可只要我努力维系，它也未尝不可以持久，久到某一天，就算我给他解开锁链，他也根本没想到可以离开，相反会非常不习惯地求我把锁链给他戴回去，并把钥匙递到我手中。
从我看到那份离婚协议开始，这些设想就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偶尔的，想象到周难知仰着头央求我将锁链给他系回去的样子，我会蓦然感到一阵扭曲的快意。
但那快意只能持续非常短暂的时间，短到我还来不及品味它，就有另外一个声音浮现出来告诉我，别忘了，宋恒焉，你的母亲就是那样被你父亲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