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都五十岁了，以前上过一次电视，也有不少纪录片采访过他。他自己本身是个半盲人，低视力残疾人，需要带助视器。最初纪录片里他说需要老师，需要书本，全靠现在几位老师有点撑不住。政府拨款也经常下不来，他自己的钱这些年都搭进去了。
学校原本是个山上的小学，在这上学的都是山上村里的孩子们，还有下面县城的少数视障孩子。采访的时候他说，盲文纸很贵，山上也没有盲文打印机，一本盲文书要几个孩子轮流摸，靠他自己教这些盲童有点吃力了。
播出去后社会捐赠确实有了，但同时也有更多穷人家的盲童被送了上来。学校后院的小宿舍已经要住不下了，原本靠他自己看管住宿的那几个盲童，学生多了后他也看管不过来了。
五年前陶晓东第一次来，带了两台盲文打印机，几吨盲文纸和很多盲文教辅书。现在学校后面那一大排的宿舍房也是他盖的。
之后这几年陶晓东对这边的资助没断过，因为他这个山上的小学校不像从前支撑得那么困难了。
教室那排平房还是多年前村民盖的，太多年了，最边缘的墙已经掉砖了，看着像是随时都能倒。这次陶晓东来直接给推了，重盖教学区，孩子们集体放了假。
陶晓东这次来得突然，提前也没跟校长联系过。之前跟大黄一起去节目组那边，离这不远，就顺便过来看看。
来了天天从早到晚干活，混一身土。
晚上他就住在学校教师宿舍，校长给他铺了空床位，床单枕头都是特意给他准备的新的，带着没洗过的新浆。
陶晓东晚上在公共浴室洗完澡，回宿舍收到汤索言的消息。
—机票还没订？
距离上次打电话这又两天了，陶晓东还是不能想汤索言。
最初的情绪沉下去之后，能把事看得很清，也能从头到尾捋清楚了。那晚汤索言从始至终都是被动的，他一直清醒。
这事太难堪，不是做了亲密事之后的害臊或者别扭，就是难堪。在一个清醒又冷静的人面前失去自控，难以自持，他自己演了一出低俗的哑剧。
陶晓东坐在小床上回：还没呢。
汤索言回得很快：好。
陶晓东放下手机，坐那沉默了会儿。宿舍里还有一位老师，师范大学的一个大男生，大四，自愿过来教孩子们英语，不拿工资。
人有点内向，不太跟陶晓东说话。他翻个身已经睡了，陶晓东下去关了灯。
没等他回到床上，手机就响了。
陶晓东看了眼屏幕，竟然是唐宁。
这挺让人意外的，陶晓东想了想，走了出去，上外面接电话。
接起电话先叫了声“唐医生”。
陶晓东找了块石头坐，盖房子那边亮着小夜灯，这会儿工人也都休息了，外面就他一个人。
唐宁叫了他一声“晓东”，声音挺让人意外，听起来很哑。他可能自己也觉得声音不太好听，清了下喉咙才继续说，“我打扰你休息了没？”
“没休息呢，怎么了唐医生？”陶晓东问。
“你叫我唐宁吧。”唐宁说。
陶晓东说“行”，随后问：“找我有事儿吧？”
以他俩的关系，没什么事自然不可能联系。他俩唯一联系过的一次就是约着吃了顿饭，还是因为汤索言。
“我不应该给你打这个电话，”唐宁又闷着声清了下嗓子，他声音太哑了，“太不礼貌了。”
陶晓东说：“没事儿，怎么了你说。”
唐宁顿了下，之后慢慢道：“我今天……跟言哥见了个面。”
陶晓东张了张嘴，隔了两秒才开口，也没说出什么来，只“啊”了一声算是听到了。
打这个电话来唐宁自己可能也不愿意，所以他每句话都说得慢：“言哥跟我说的话我也分不清是真是假，所以我想问问你，你们……是在一起了吧？”
陶晓东下意识想回句“没有”，然而想想那天晚上他干的事儿，这话说起来也不硬气。陶晓东还没出声，唐宁又补了句：“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跟他都分开了……他做什么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