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变革殚精竭虑，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羡慕他的才华，羡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么。
恐怕没人会认为他们轻松。
说白了，‘治心’时代最适合自私摆烂的官吏，他们会觉得轻松惬意。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却是灾难。
治事不一样。
它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须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摆烂的官吏自然觉得不舒服。
我当官是为了享受，怎么让我‘当牛做马’起来了？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则不然。
他们看到了让国家变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
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他们会充满斗志，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说到这里，陈景恪话锋一转，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树立一些标杆，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引导人们向善。”
“没有正确的引导，社会风气就会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
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率先开始妖魔化。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至少也要做成一样。
只不过当时那些人，是用这个理论来批评中国的。
认为中国事儿做不好，人也没教好。
然后西方某某国家做的多好多好。
总之老公知言论了。
抛开立场问题，只看这个理论本身，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现代国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出问题。
作为穿越者，陈景恪自然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向治事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将治心给抛下。
话题说到这里，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
“治事当有为，治心需无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