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村离文化宫不太远，骑车不到二十分钟，然而在正门对面的洋槐下蹲了半个多钟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在这里碰到熟人。
我觉得自己是在大海里捞针，何况未必有针。
绕着围墙骑了半圈后，终究还是拐进小店，吃了碗凉粉。
问了问哪个是文体局家属院，结果没人知道，老板娘操着平海口音说她是外地人，这个倒是很难看出来。
买烟时门口榆树下坐着一个大爷，我便心怀侥幸地问了问。
这老头一拍大腿来了劲，说：“后生，文体局家属院？没的！”
我说不会吧，他说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邓村了解如下：一、二号院建于九一年，六层，分别是市委家属院和军分区家属院，三号院建于九六年，九层，依旧是市委家属院。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能和我说的什么家属院对上号，他认为我找错地方了。
即便隔着围墙，九层楼还是很好辨认，应该有两栋，离北门最近。
于是我又在北门守了半个钟头，最后——还是自我否定。
刚进剧场，我便看到了郑向东，一身过于宽大的白西服使得他那头煽了油的头发黑得像掺着沥青的猪鬃。
看到我，他就笑了，我没笑，径直问他母亲回来没，“回来了呀，”他说，“早就回来了，饭都没吃，说有事儿。”
舞台上正摆着道具，我友情问了句“待会儿演啥”，不等他回答，便直冲后台。
但小郑叫住了我，他说：“不在后面，你妈不在后面！”
至于母亲在哪儿，他说应该在办公楼吧。
遗憾的是，他猜错了。
但陆宏峰在，正霸占着团长办公室的电脑，打游戏。
他说母亲接个电话就出去了，大概是在十二点多。
我瞄了眼手机，两点五十。
通往邓村的路上，我终究没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一连两次都没人接。
我这才感到太阳火辣辣的，它照在你脸上的时候仿佛打了你一拳。
直杀北门，这么搞是否明智恐怕只有老天爷晓得。
北门正对沿河南路，也就是进市区后分岔的北平河的南岸，这里有一个好，就是空间有限，车速并不快。
起先我在沿河花园的绿化带里杵了半天，后来发现太傻逼，索性在北门右侧一个修车摊上坐了下来。
这一坐几乎就是一个下午，或许以后无聊的日子里我会想起这么一个无风、焦躁又故作平静的午后。
我会记得自己假装无意地盯着每一个进出的车辆，记得一连吃了四五个雪糕，记得修车人上来聊天时表现得像个哑巴，记得玩了阵儿贪吃蛇，最后手机都快没电了。
大波告诉我，那个渐强、反复的旋律叫《波莱罗舞曲》，是大师拉威尔最通俗也最具美学意义的一部作品。
只不过陈建军听的是交响乐，我听的是吉米亨德瑞克斯的吉他solo。
我觉得耳熟，但事实上之前并没有听过。
六点多，当夕阳铁锈般洒满青石路面，修车人也开始收摊，我揉揉屁股，到底是无功而返。
慢悠悠地骑回广场，上面已满是载歌载舞的人。
我停下，试图点上一支烟。
远远地，一辆奥迪打正门缓缓驶出，到我身侧的洋槐下时，它还顽皮地调了个头。
夕阳把半开的车玻璃印得血一样红，我又打了一次火机，然后便看到了驾驶位上的人。
他笑着仰起了脸，两颊的法令纹生动得如一曲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