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搞懂为什么要这么说，它就这么恰如其分地蹦了出来，我别无选择。
母亲扭脸瞅了我半晌，最后拎了拎包说：“乌鸦别说猪黑。”
在楼道里呆了许久我才哆哆嗦嗦地回了家。
父亲在客厅里坐着，依旧是新年诗会，至于他老有没有看进去我就说不好了。
奶奶还在屋里唠叨，说了些什么只有老天爷知道。
挨沙发坐了好一会儿，父亲才问，你妈呢。
我说不知道。
于是话语权便又让给了电视里假模假式的主持人们。
就这么呆坐一阵，他问吃啥饭。
搞不好为什么，我突然就心头火气，嚯地站起身来说：“不吃，还吃个屁饭！”
父亲仰起脸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虽然目光旋即就垂了下去，肢体却好半晌才恢复了动作——他双手下滑，在两侧裤袋上徒劳地摸了摸。
犹豫了下，我把兜里那半盒红梅给他撂了过去。
晌午闷了点咸米饭。
在我印象中，这是除了炒鸡蛋和下面条外父亲唯一会做的饭。
至于排骨和小牛肉，他说得请教请教小舅，上次学艺不精，这次还是不动为妙。
午饭奶奶倒吃得挺香，当然，免不了要听她老抱怨——“和平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干嘛老惹人生气？”
“你妈啊，脾气就是犟，我看（她）也是越长越大了。”
“打是亲骂是爱，哪有夫妻不吵架？孩儿都这么大了，别太过就行！”
饭后父亲就回了小礼庄，临走打电话叫来了护工。
三十来岁一媳妇儿，不黑不白，瘦瘦高高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天知道奶奶哪来那么大怨气。
我躲房间里给母亲打电话，一连好几个都是关机。
一觉醒来，她竟回了个电话过来。
或者确切说，母亲打电话搅浑了我零四年的最后一个午觉。
直截了当，她说她有事儿去林城，刚到。
具体是啥事儿，她没说，我当然也没敢问。
之后就是沉默。
良久，母亲问中午吃啥饭。
我如实回答。
她又问护工来了吧，我说嗯。
随后，母亲就挂了电话。
她说：“挂了。”
就是这样。
或许有那么一两秒，体内有种冲动驱使我说点什么，但不等话出口，字字句句便烟消云散。
而天不知啥时候阴了下来，我盯着窗外触不可及的灰影发了会儿呆，然后就打了个老嗝。
如你所料，咸米饭有点不消化。
当晚几个呆逼聚了聚，酩酊大醉。不知怎么，我们就谈起了原始森林。有呆逼说：“国际雾凇节，牛逼啊，牛逼！”
“国际雾凇节？”。王伟超哈哈大笑，火锅里的汤汤水水都要被颠得飞溅起来，“给你说，那鸡巴玩意儿啊，保不齐是拿水枪乱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