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未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
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
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
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
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
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
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
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
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
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
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
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
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
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
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
然而没有。
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
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
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
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
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
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
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
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
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
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
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
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
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
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
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
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
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
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