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在想着等我回复他们吗?”
方言对着师父陆东华问道。
陆东华摇摇头说道:
“当时见面这倒是没有说这事儿,不过我估计啊,他们说不定后面还会来人找你。”
方言笑了笑说道:
“行。。。
我站在戈壁滩的风里,黄沙掠过脚边,像时间无声地流淌。
远处,“记得”
纪念馆的地基已经夯实,钢筋骨架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宛如一座沉默的碑林。
工人们正用激光刻录仪将最后一个名字嵌入墙体??董明远。
这个名字曾被刻意抹去,连同他晚年那封写给林知远却未能寄出的信一起,尘封在国家安全档案的最深处。
直到《为国隐姓》出版后,一位退休档案员主动联系出版社,说他在整理旧卷宗时发现了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是董明远亲笔写的忏悔书、技术手稿残页,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1976年冬,四人围坐在煤炉旁讨论离心机转速参数,其中三人后来成了“叛徒”
或“逃亡者”
,而第四人,正是当时还年轻的老陈。
这张照片没有发布,我把它留在了私人笔记中。
有些真相太痛,不适合公之于众;但也不能遗忘,否则便是对所有牺牲者的二次背叛。
手机震动起来,是朱韵发来的消息:“清源行动第二批名单出来了,新增十八位追认人员。
其中有两位是你父亲当年的同事。”
我怔住。
父亲……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沉寂太久。
他是普通工程师,一辈子没拿过大奖,也没上过报纸,但在1978年春天,他曾因坚持使用国产轴承替代进口部件,被沈鸿烈当众斥为“闭塞守旧”
,最终郁郁调离核心岗位。
他从不抱怨,只是每晚睡前默默擦拭工具箱,仿佛那是他仅存的尊严。
如今,迟来了四十五年的公正,终于落到了他的名字上。
我回拨电话,声音有些哑:“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查这些事。”
朱韵轻笑了一声:“不是我坚持,是我们都还记得。
而且……最近有人开始反向追踪了。”
“什么意思?”
“有几名高校研究生自发组织‘昆仑口述史’项目,走访幸存科研人员家属。
他们整理出一份时间线,把‘紫藤基金会’的资金流向和八十年代初几起学术丑闻联系了起来。
更关键的是,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销毁原始数据的档案管理员遗孀,她说丈夫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别让孩子们以为科学可以没有良心。
’”
我闭上眼,风灌进衣领,却觉得胸口滚烫。
年轻人正在觉醒。
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教科书上的结论,而是主动追问:为什么某些人突然消失?为什么某些成果无人提及?为什么同一时期国外文献频繁引用中国未发表的数据?
这正是林知远在《紫藤备忘》中预言的场景:“当青年开始质疑叙事本身,而非仅仅接受其内容,光便已穿透裂缝。”
当晚,我回到北京家中,打开电脑,登录一个极少使用的加密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