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文化观的当下意义
色音
一、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近十年的学术研究中非常关注和重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保护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等问题。他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赎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文化自觉包含丰富的内容，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做到真正的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自觉的首要因素是“自知之明”，除了“自知之明”外，文化自觉还要求要有民族责任心，在看到本民族与异民族文化相区别的同时，能够认识并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他认为“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念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它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事业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框架之内，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认定标准较模糊，所以各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实际困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措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可分为指定（Designate）制度、登录（RegisterList）制度、指定制度+登录制度三种形式，欧美等国多采用登录制度或指定制度+登录制度。
在日本，称文化遗产为“文化财”。主管部门是文部省下属的文化厅，下设文化财保护部传统文化课以及文化政策部。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根据当时日本社会急剧西化的状况制定了《古器旧物保存法》。
日本的文化遗产总体上可以分为国家指定文化遗产、县指定文化遗产和市町指定文化遗产。这三大类文化遗产的指定、选定、登录都是由日本文化厅长官来完成的。
根据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法》，由表及里国家指定的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群体。
（1）有形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建筑物、绘画、工艺品、雕刻、书法、典籍、古代文书、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等，其中，除去建筑物，被总称为工艺美术品。由于日本的建筑物多为木造，加之古老建筑物的房顶一般都是用茅草铺就的，所以在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防火是极为重要的。同时这些建筑物的维修经费也主要由国家负担。
（2）无形文化遗产是对传统戏剧、音乐、工艺技术等文化遗产的一个总称。这一无形文化遗产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上述内容，还包括对这些遗产进行传承的表演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们。此外，对埋藏于地下的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修复时所需的具有传统工艺技能的人员，也算在此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之内。
（3）民俗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与衣食住、职业、信仰、岁时年节等有关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传统艺能。同时也包括能体现出日本国民的生活样式的服装、生活器具和民居等。对民俗文化中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国家在有选择的基础上，提供研究资金，并由专门人员对上述种种民俗事项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搜集和整理。
（4）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群体主要包括贝冢（即古人用吃剩的贝壳所堆积起来的遗迹）、古墓、都市遗迹、城堡遗迹、旧宅等遗迹，还包括在历史及学术上都有较高价值的地方，如庭园、桥梁、峡谷、海滨、山岳等名胜古迹[3]。
世界的文化遗产因着它不可再生的特性，就更显得弥足珍贵，更需要我们去很好的认识和尊重，这不是单方面的工作，而是需要国家、团体乃至个人都必须紧密配合、整体协调的一项工作。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珍视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深思借鉴。下面我们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间及战后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较详细的介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期间的日本，由国家实施的文化管理政策是限制国民自由的艺术、文化活动外，还阻挠民众自发的文化活动。到了战后，日本吸取了战前文化政策教训，使人们容易联想到的“文化政策”再也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行政”。“文化行政”一词的本意是国家对艺术、文化的援助。可是，数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坚持所说那样稳定的政策。即便是现在，日本文化政策的方向性也非常模糊。现在，文化政策坚持“内容不参与”的原则，1980年以来积极建设、普及文化设施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始“文化政策”一词也被人们广泛应用。投入巨大经费的文化设施的经营和规划城镇为核心的宗旨，将文化当作地方自治体政策的重要环节的意见很强烈。将日本文化政策分为战前、战后和现在三个阶段。
1990年创设“艺术文化振兴会”和社团法人“企业艺术文化援助协会”，为日本艺术、文化政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这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呼吁的保护和支持艺术、文化时使用了文化政策。艺术文化振兴基金是比舞台艺术团体更加迫切的支援体制。1996年始“艺术计划的21世纪”被2002年的“艺术计划的新世纪”代替后，更是整修充实的支援体制。
全国文化设施的普及也告一段落，从建设多功能场馆转向建立专门的场馆和剧场。相继创建正式的舞台艺术设施过程中，在日本原歌剧剧场的国立剧场是在1997年落成的。另外，这时开始在地方，作为城镇建设的一部分，地方自治体的文化成了政策的核心。
2002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在法律中首次明确了文化政策的对象和文化的相关权利。从该项法律来看，在日本已制定了援助艺术有关的法律体系。日本文化政策方面迎来了从保护文化遗产为中心向以艺术、文化振兴政策为中心的大转换期。与文化有关的个别法律有：（1）作为保存和活用文化资产的法律有文化遗产保护法、著作权法等；（2）与彰显有关的法律有文化勋章令、文化功劳者年金法等；（3）与振兴文化相关的法律有国立剧场、新国立剧场设置运营的和艺术文化振兴基金对艺术、文化的支援规定，以及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设置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4）其他的有宗教法人法、兴业场法、特定非常营利活动促进法等。
在这些法规中，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著作权法是最为重要的。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了如何将文化遗产保存和活用及为了提高公民文化的水平而投入的同时为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贡献。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建筑、绘画、雕刻、工艺品、书画、典籍、古书等）和无形文化遗产（戏剧、音乐、工艺技术等）。[4]
在韩国，文化遗产也被称作“文化财”。韩国文化体育部文化财管理局下设有形文化财课和无形文化财课，分别负责管理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的调查、认定、保护等事务[5]。韩国《文化财保护法》于1962年1月问世，当时由7章73条和补则3条构成。这是韩国第一个有关文化财保护的综合性立法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保护文化财的目的和意义，规定依法设立文化财委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对文化财的保存管理及其使用事项的调查审议工作。自《文化财保护法》颁布以后，韩国有关部门不断地根据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修正完善，至1973年即进行了6次修订。1982年，《文化财保护法》又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主要内容有：（1）健全和完善文化财保护管理体系；（2）进一步明确“文化财”的定义；（3）将无形文化财的继承制度化；（4）强调对外国文化财也应加强保护；（5）支持和培养文化财保护团体；（6）改善行政管理制度。1982年以后至1999年5月，对《文化财保护法》部分条款又做了10次修正。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划分为四大类：（1）有形文化财；（2）无形文化财；（3）纪念物；（4）民俗文化财。日、韩两国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保护措施，尤其是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保护措施，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借鉴不等于生搬硬套，文化遗产保护并无固定模式可循，因为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国力国情、历史传统及文化特征各不相同。如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受日本的影响较大，几个重要的法律文件都明显地受到日本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的影响。尽管如此韩国《文化财保护法》中导入了“人间国宝”等富有民族特点的条项。我们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也应该在借鉴和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于具体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保护方法和对策。
在日、韩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尤其是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审查、认定及收集、保存等一系列的工作进程中，文化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倡导、呼吁、建议和参与下，日本和韩国都把“无形文化财”列入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内，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法规和保存措施。这些专家还对各自国家的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和抢救，以及人类学博物馆的筹建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集体性、变异性、地域性等特征。从其传承性来看，各类活态人文遗产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交融的文化连续体。作为集体智慧的产物，活态人文遗产在其代代相承的历史继承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某些变异或者被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这种变异既包括时间上的纵向历史传承变异，也包括空间上的地域传承变异。所以，同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往往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表现形式。
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政官员和包括文化人类学者在内的有关专家在不断探索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法和合理途径。其中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方式逐渐被各国所广泛接受。近几年，全球都在议论环境问题，谈起人与地域生活环境，首先会想到新型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所谓生态博物馆，简而言之，就是博物馆的社区化。这一概念比较新，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是地域文化与中央集权思想对抗的过程中诞生的一个新理念。现在法国境内有这样的生态博物馆40家，挪威、加拿大也普遍存在。由于生态博物馆具有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特质，并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论一经问世，便迅速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建成了300多座生态博物馆。
在亚洲，日本较早接受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这一理念于1974年被介绍到日本，并在地域文化建设活动中得到应用。生态博物馆严格地讲是通过博物馆，把生活在一定地域内人们的各种民俗活动和文化生态整体面貌展现出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接受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1995年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苏东海研究员的倡议、联络、推动之下，贵州省文化厅根据国内外专家意见，批准了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计划，并成立了课题组。这一计划一开始便得到有关人士的支持，并被挪威政府列入《中挪1995—1997文化交流项目》之中。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参照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论，并结合贵州省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选择，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6]从此，生态博物馆成为我国保护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且数量逐渐增多。仅以贵州为例，自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省政府又确定了包括4个生态博物馆在内的15个“重点保护与发展”的民族村镇。这种民族村镇，就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的空间载体和宝库。同样，将伴随西部开发以培育“增长极”结合实施“点-轴-面开发”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进行运作。有学者认为，一种“民族村镇的保护建设=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西部开发‘增长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逐渐在贵州省形成共识。[7]
然而，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展是一个较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做到既要保护也要发展并不容易。尽管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等不断强调保护和发展并重，但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受到“发展至上主义”的影响或在某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出现轻视保护、重视开发的偏向。保护和开发孰轻孰重？怎样克服保护和开发、保存和发展的尖锐矛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传统文化变迁的深度、广度、速度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剧烈的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文化震动是由于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大变化对人们心理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震颤，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急剧的变迁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叫作文化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