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广辞苑》（新村出编，岩波书店，1998年11月版）
资源：从自然界获取的对生产活动有用的要素。广义上指成为产业基础的东西和支撑产业的东西，如“地下资源调查”“水资源”“海洋资源”“人力资源”“观光资源”等。
“文化资源”这一术语，是由“文化”和“资源”这两个词的组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资源”都是比较常用的词，但是，由它们组合而形成的“文化资源”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却并不常用。
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开始，日本一直把地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视作重要的人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看待。最近几年，部分学者还创立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化资源学，并在东京大学设立了文化资源学专攻（专业）。据东京大学文化资源学专攻的网站介绍，所谓的文化资源是指为了解某一时代社会和文化所必要的贵重资料的总称，我们把它叫作文化资料体。文化资料体包括建筑物、都市景观或传统技艺、祭祀仪式等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将文化资料体活用并资源化后可以成为文化资源。2000年的春季，于东京大学新成立了文化资源学研究所。此研究所只针对硕士以上的研究所课程，并不包括大学本科学士阶段的课程。该研究所是由文化经营学、形态数据学、文字数据学三个专攻所构成的，而文字数据学更细分成文书学、文献学两种专门领域。
在日本，文物古迹、古典园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城乡风貌、民俗风情等都被当作人文资源。日本的经验证明，文化遗产可以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和文化创新的资源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大众参观欣赏文化遗产是其实现价值增值和传承的重要途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可以适当地合理开发，但在开发利用上，一定要从区域文化的整体特征来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品位，并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开始，大阪、兵库、琦玉县等地的地方自治体负责人发起了“行政的文化化”活动，从此就有了推进地方文化的行为。这样的地方文化活动是在艺术文化、文化财保护、终身学习等领域进行的。此前，以教育委员会为核心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环而开展文化财保护的地方自治体，后来也积极地参与了振兴文化的活动。振兴地方文化政策方面，保存该地区独特文化的同时，还有必要创造新的文化内容。文化遗产一经活用就可以成为文化资源。各地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的活用，创造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来吸引很多观光旅游者，是日本搞活地方经济、振兴地方文化的重要措施。
人文资源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或在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其仅仅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10]
费孝通先生认为，人对各种资源的认识是逐步的，现在我们对自然资源已经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气、石油、太阳能、核能等，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自觉。对人文的资源也是一样，要有意识地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资源逐步挖掘出来，要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第一步。
众所周知，西部民族地区在自然地理、历史与人文方面均不同于东部地区，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占总国土面积的23，均处于我国地势阶梯的一级和二级，位于中国的内陆，也是欧亚大陆的内陆，与濒临大海的东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类型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多元经济文化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是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1]。西部悠久的历史、人文传统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部地区多元经济文化类型。西部地区以多元民族文化为突出特点。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但是西部的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却丰富多彩。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在当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中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价值，有利于发展民族文化，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文资源开发思想为我们处理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找出了可能的路径。
三、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观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顺应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8个国家[12]，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丝绸之路开辟出横贯东西方商贸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对中国和沿线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长久以来，已经凝聚成一种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精神的实质是开拓精神、互利精神、包容精神、和平发展精神。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共生思想，仍将成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实施和实践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泉。
当今，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合作与共赢”仍是世界大趋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原则。我们国家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坚持中华文明追崇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优秀传统内质，走和平发展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国家环境和民族环境的局部战略利益，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来建设“丝绸之路”，将有可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产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大影响。
费孝通先生主张的“美美与共”和包容精神必将引领“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成功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跨中西、连接欧亚的贸易交通线，在历史上对促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起过重要作用。各国在交流中坚持相互包容，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十九大报告时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这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每个少数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才能更好地保护各自的民族文化、更自觉地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还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每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观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1]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2）。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总则”第2条，2003年10月17日。
[3]陶雪迎：《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及现状》，见陶立璠：《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二辑，14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4][日]大木裕子：《文化政策とアートマネジメント》，西日本法規出版，4～12页，2004。
[5]色音：《略谈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载《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3）。
[6]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一个生态人类学的课题》，转引自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一辑），3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7]黄才贵：《民族村镇保护与贵州旅游业的发展》，载《贵州民族研究》，2002（1）。
[8]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9]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载《民族艺术》，2001（1）。
[10]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8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1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8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读本》，6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