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与科学视野02
除英国外，诸如德国（如科隆大学）和瑞士（如日内瓦大学）等其他老牌欧洲国家也设立了这样的专业。不仅如此，非欧西地区也出现了eseStudies，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专门设有eseStudies的研究方向。当然，这种不限于美国的地域扩散，很有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的eseStudies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所致，但基于现状的事实，则不得不承认eseStudies已经不完全集中于美国了。
第二，现代汉学（eseStudies）并非只“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也并非“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相反，不少在设置有eseStudies专业的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围绕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以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作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如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安乐哲（RogerT。Ames）、爱丁堡大学的耿幽静（Joatz）、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劳悦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赖蕴慧（KarynLai）、麦考瑞大学的陈慧（Shirley）、悉尼大学的柯艾思（EstherKlein）等。
以上两个问题的现实存在，就连阎氏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回避：
诚然，当下的美国的汉学家也有采用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从事研究的；同样，在欧洲，也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踏入了美国汉学家研究的路径。这就是21世纪汉学存在的情景。但是，就汉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在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汉学。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18]
因此，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看出，事实上把Sinology翻译成“传统汉学”、把eseStudies翻译成“现代汉学”这样两个颇具“传统”与“现代”的代际性之名，也是不恰当的[19]。
（二）化西宗的汉学观：代表“以西化中”之“西化”格式
在化西宗看来，以研究地域和研究领域来划分、区别Sinology与eseStudies是不准确的，应当以中西比较研究的格式来加以划分、区别。化西宗认为，无论是Sinology，还是eseStudies，都是一种汉学的格式学，也就是“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之学问。
西班牙学者鲁伊斯（RaulRamirez-Ruiz）明确表示：
研究者进入欧洲汉学，第一印象就如同靠近了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种持续的融合，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和他们各自出类拔萃的、超越自己民族性的任务之融合。自然的趋势就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来研究汉学。不过当你回顾整个“欧洲汉学”，你会看到欧洲汉学中更重要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国家，而是它背后的“欧洲”观念。通常，这个观念以其背后的帝国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欧洲汉学史是帝国和人物史，更是产生这些帝国的观念史。这些帝国被一些真正的“天才”的任务连接在一起，这些天才来到遥远的中国，学会十几种语言，并服务于他们的“观念”。我认为，“欧洲汉学”是扩张主义者的精神和欧洲（或西方）的普世性的一个例子。[20]
鲁氏认为“欧洲汉学”最重要的是“欧洲”观念，他甚至最后从“欧洲”扩充至“西方”，其意在表明所谓“汉学”或“西方汉学”，最重要的乃是“西方”的观念。这实际上就是汉学以西方为普世格式的西方中心论思维，也就是化西宗认为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这与所谓的“东方主义”观念何其相似！
学者萨义德（EdwardW。Said）在其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就揭示了西洋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异己的东方“他者”，并将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强加于东方的过程，鲁氏所谓的“服务于他们的‘观念’”就是如此。萨氏指出，这种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洋中心主义的产物，迎合了帝国主义（或者说殖民主义）的扩张需要，因此作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学，自然也受到了这一“西化”格式的深刻影响。斯洛文尼亚汉学者罗亚娜（JanaS。Ro?ker）就指出：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在有关东方主义讨论的语境之中。东方主义奠定并影响了对并非源自所谓西洋传统的文化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殖民主义路径。这就是为什么在汉学中对东方主义诸成分的批判也就是对知识与权威这对经典关系所具有的暴力性进行批判的原因所在。在此框架中，任何一种比较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诠释，这些诠释都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其内容由物质进步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其方法乃是欧西形式逻辑。[21]
的确，例如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运用西洋语音学理论研究中华古代音韵，从而摒弃了中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路径；李约瑟（JosephTeregomeryNeedham）运用西洋科技思想整理中华科技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华科学技术史这一新学科；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运用西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华近代社会，形成了美国中华史具有强烈“西洋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模式，其后来的主要代表有费正清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odel）和列文森（JosephR。Levenson）、芮玛丽（MattWright）与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y”Model），都是采用西洋二元对立的二分法观点来分析中华近代史的。汉学的这种“西化”格式，是以西洋人的价值观来认识中华、解读中华、重构中华的比较研究格式，成为西洋评判中华的基本框架和话语模式。
这种格式为当代国内大多数、各学科的学者所采用，张西平认为这种“受启于汉学家”的转变乃是中华学术界方法论上的“范式转换”[22]。而在化西宗看来，可以准确地说，这种“范式转换”就是最终使中华学者转向甚至倒向了“西化”的格式转换。
而在化西宗的理解下，Sinology和eseStudies是“汉学”这一款“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下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前文的陈述中，可以发现现代汉学（eseStudies）在研究地域上已经从美国扩展至曾经属于传统汉学（Sinology）的研究地域——欧洲，乃至非欧西的地域；而且在研究领域上，现代汉学（eseStudies）也已经不仅研究与现实相关的、实用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已涉及传统汉学（Sinology）所研究的领域。
但反过来，传统汉学（Sinology）在研究地域上似乎并未从其原有的研究地域——欧洲扩展至美国或其他地区，很难发现除欧洲老牌的高等院校外，在非欧洲的地域里还有所谓的Sinology的专业设置；而且传统汉学（Sinology）也并非只“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对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也有“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的“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的方面，也具有现代汉学（eseStudies）的色彩，如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汉学系，但这相比于现代汉学（eseStudies）所具有的传统汉学（Sinology）色彩而言，是极为少数的。事实上，传统汉学（Sinology）通常来说还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对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汉学系。
由此观之，Sinology涉及中华之学的领域较狭窄，而eseStudies涉及中华之学的领域较宽泛。加之在化西宗看来它们在中西比较研究中都是属于“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这一款之下，所以，Sinology可以说是局部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eseStudies可以说是全盘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
二、国学何为
一般来说，国学于中华而言专指中华本土所固有之全部学术。“国学”一名并非本来就有，而是始于晚清，乃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潮下作为区别于西学而由中华学者所创制之概念。“国学”针对“西学”提出，与“西学”成对立、对比之态势。“国学”之“国”，乃指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下之“中国”，而非天下意义下之“中国”，以试图与西洋民族国家之学——西学——相并而立。
（一）“国故学”与“国粹学”
关于“国学”，曾有过“国故学”与“国粹学”的论辩。胡适曾有过经典之论述：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称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统整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23]
胡适对于“国学”与“国故学”和“国粹学”的观点，化西宗是绝不能赞同的，反驳的理由如下。
首先，“国学”不只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张岱年就表示“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24]。因此，“国学”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国学”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新、旧之别，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有新、旧之别。胡氏只看到了研究对象上的旧的一面。
其次，“国故学”并非等于“国学”，即并非所有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都可以称作“国学”，前文所述的“汉学”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但“汉学”与“国学”是有着明确区别界限的。因此对于“国学”“国故学”，不仅要看清研究对象，还要厘清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切莫如胡氏一样一刀切、一锅端。
最后，依胡氏之意，既然“国故学”等于“国学”，而“国故”中又包含有“国粹”和“国渣”，那么“国学”也必然有“国粹学”与“国渣学”之分了。在化西宗看来，既然称之为“学”，必然已经涤其渣而存其粹，胡氏此言实属多此一举；而且，化西宗认为，“粹”并非是在内容上相对于“渣”而言的，实乃格式上的“粹”，下文即要展开论述。
（二）化西宗的国学观：代表“以中释中”之“并置”格式
化西宗认为，“国学”是一门格式学，实乃比较研究格式中的“以中（华）释中（华）”的“并置”格式之学问这一款，因为它的出现，是力图与西学争取并尊、并立的地位，以彰显自身所独具的特色。张耀南就表示：
“国学”当然就是“中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欧洲有所谓“欧学”，如欧洲哲学、欧洲文学、欧洲史学，美国有所谓“美学”，如美国哲学、美国文学、美国史学，中国当然可以有所谓“中学”。欧、美同属“西学”范畴，“西学”虽分欧陆与英美两大系，但这两大系的根本思维方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换言之，它们之间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中学”与“西学”之间则不然，“中学”与“西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仅“术”有不同，而且“道”亦有不同。……学有中西之别，“国学”之作为“学”，不只是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的学问，更是指，而且根本上是指渗透在这些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国学”之作为“学”，就是“西学”中所没有或匮乏的“中国思维”。[25]
而“国故学”与“国粹学”，其实又是这一款“国学”的“并置”格式之下的两种不同形态。
“国故”之“故”，化西宗认为并非“中华故有”（而非“固有”）之意，因为中华所故有的也可以是先前学界所认为的“国粹”的东西。其“故”在于格式之“故”，即指以中华本土之格式研究中华本土之学。言其“故”是因为其在西洋眼光看来具有前现代的传统性，这是超出西洋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格式之外的。因此，在化西宗看来，“国故学”实又可以称为“土国学”。
“国粹”之“粹”，化西宗认为并非民族自尊态度上所持“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之意，因为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的也可以是先前学界所认为的“国故”的东西。其“粹”在于格式之“粹”，即指以西洋之格式研究中华本土之学。言其“粹”是因为其在西洋眼光看来具有西洋所具备的现代性。因此，在化西宗看来，“国粹学”实又可以称为“洋国学”。
所谓的“国故学”和“国粹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欧美汉学即‘洋国学’和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即‘土国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洋国学’提倡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土国学’更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内部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内容，强调‘日用’和发扬”[26]。
化西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作为“洋国学”的“国粹学”，它其实是欲发明中华本土之学也具有西洋现代性的因素，这与前文所述的“汉学”的“西化”格式十分相近，但实际上有所不同，却极易混淆。“国粹学”骨子里承认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这一前提，只是需要用西洋格式加以发掘；“汉学”的“西化”格式则在前提上就并不认为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而是以用西洋格式对其加以改造、消化为目的的。但值得注意并谨慎的是，“国粹学”稍有不慎，便会时时、处处诉求于西洋格式，最终囿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时候“国粹学”的“国学”也就实际上成了“西化”了的国学，实则与“汉学”无异。
三、华学何为
前文已述，“华学”一词率先由饶宗颐先生提出。在饶氏眼中，他“主张外国人研究中国东西，一定要用中文发表。以前要在英文杂志上发的才被认可，这道理讲不通”，“现在能写中文的华学研究者已经有好几个了，但是能写得好的并不多——用中文发表的才有中国文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