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志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见于群、李国新：《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关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严光译，83～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蔡拓：《全球化认知的四大理论症结》，见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M］，1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东欧剧变，又称东欧大革命、东欧民主化。西方社会也称为1989年革命。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的实质是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苏联解体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立国69年的苏联画上句号。
[5]谈世中主编：《历史拐点——21世纪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M］，3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将“文化产业”定义为：“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服务。”并指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形成的条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也就是说，规模庞大并且同时配合着基于经济考虑而非任何文化发展考虑的策略。”以上述定义为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包括了以下内容：印刷、出版和多媒体，视听、唱片和电影的生产，以及工艺和设计。此外，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体育、乐器的制作、广告和文化旅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了“文化产业”的复数形式（dustries），以便更加确切地表达文化产业的丰富内涵。http：。unescdustries。
[8][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9]亨廷顿认为，所谓“文明”，一种文明即一个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包括了价值、规则、制度、习俗和思维模式。据此，他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0]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见邢悦：《文化与国际关系精选文献导读》［M］，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11]1990年，约瑟夫·奈先后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外交政策》等杂志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论文，并出版了专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1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J］，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14]事实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还与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即现有生产能力、在建生产能力和拟建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根据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全球性的“产能过程”大约始于20世纪末。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15]［法］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M］，吴锡德译，18、23页，中国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
[16]单世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见胡惠林、单世联主编，李康化选编：《文化产业研究读本》（中国卷）［M］，3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7]文化帝国主义（如同经济帝国主义一样）是相对于军事帝国主义而来的。著名学者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作了界定。根据他的观点，“文化帝国主义”，或称之为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是微妙的，一国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带着所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另一国一切决策人物的头脑，那么，这个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建立霸权的基础，比军事征服或经济控制都要更显赫、更牢固。文化帝国主义对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而言，通常是起配合作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府的各项国际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已大大提高了。
[18]冯天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学思考》，见冯天瑜：《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0]“上帝死了”是著名哲学家尼采语。简言之，即现代社会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沦丧和对真理的摒弃，所以“上帝死了”。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进一步丧失了主体地位，人道主义甚至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乃至人类的自大狂。因此，著名思想家福柯发出“人之死”的惊叹，对启蒙运动以来支配西方的理性主体观念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参阅莫伟民：《从尼采的“人之死”到福柯的“上帝之死”》［J］，载《哲学研究》，1994（3）。
[21]“我们有无数的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摈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9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2]［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3]毛少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政策的兴起》，载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章建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趋势》，单世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后两文载：胡惠林、单世联主编，李康化选编：《文化产业研究读本》（中国卷）［M］，330、3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4]参见“信息化时代”，http：baike。baidu。view845511。htm。
[25]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参见：http：。aisixiang。data18164。html?page=4。
[26]G。A。卡诺：《多边投资协定：文化战争的开端？》，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7]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529～5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8]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39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9]国家行政学院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M］，1～10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0]高小平：《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历程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参见：http：news。xiheory2008-0603t_8307397。htm。
[31]杨志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见于群、李国新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3]参见：http：baike。baidu。view1023801。htm。
[34]胡惠林：《文化政策学》［M］，247～3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5][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M］，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