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概念
清晰的基本概念及其界定、命名，是任何一种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石。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的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很多，其中，“文化”“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是其基本概念，而“文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则是一些相关联的概念，我们在这节加以集中介绍。
一、公共文化
1。文化
“文化”（Culture）是一个内涵复杂、“弹性”很大的大概念，“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通常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文化”一词既可以在“东方文化”这样的大概念中使用，也可以用于“茶文化”“酒文化”这样的小概念。“文化”概念应用广泛，引起的争议多样而持久。事实上，随着人们对“文化”概念的探索，“文化”可以广义理解，也可以狭义使用，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定差异，同时，还可以根据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的需要而建构具有“操作性意义”的关于“文化”的定义。[1]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他指出，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出现在成文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以“人文”“化成”天下，是将天然世界变为人文世界，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即所谓“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人类实现‘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变形为文化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化的观念层面，及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介乎二者之间的，是文化的制度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还有文化的行为层面，即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2]
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Culture（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认为“culture”主要有“耕种、养殖、驯化”等含义。Culture也被认为是英文中“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3]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2009）》中总结性地列举了当代“文化”一词的基本词义及理论含义。
表1-2文化的基本词义和理论含义
续表
注：本表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表1-2和表1-3合并、补充而成[4]。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墨西哥城举办的首次“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将“文化”界定为：“文化是一套体系，涵盖精神、物质、知识和情绪特征，使一个社会或社群得以自我认同。文化不仅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观念、价值观念、传统和信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再次对文化做了类似的定义，即“应当把文化看作某一社会或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除了艺术和文学以外，它还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5]这可以看做是基于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所作的一个权威界定。我们通常在政府文件等宏观文化政策文本中所读到的“文化”概念，其基本含义，都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当我们提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时，所说的“文化”，不仅包括具有独特中华文明特征的文学艺术（以及建筑、工艺、服饰）等，更包括一整套中国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丰富内涵。研究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类型，学者们普遍指出，“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于价值观念，在于一种解答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等所谓“终极关怀”、关系到道德理想、审美体验等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形而上”的、“超越”的思想、观念、态度和情感与心理系统。
文化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对日常文化娱乐需求的满足，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传统的文化服务领域（图书馆服务、博物馆服务等）正是对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文化满足深层次的精神心理需求并与具体的艺术创作形式相结合，创造了艺术产品（文化艺术等）、与专门性的精神活动相结合，形成诸多专业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而文化休闲娱乐等需求与市场的结合，成就了相关文化行业的发展，同时，文化也与众多经济行业相结合，创造经济价值。
现代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际文化竞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文化成为重要的政府施政领域。基于文化管理的需要，人们也开始从便于行政职权划分、行业数据统计分析的角度，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定义，这可以称之为一个对文化的“操作性定义”，这一定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文化统计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于1986年开始拟定文化统计框架，并尝试对“文化”给出一个便于操作的定义。1986年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文化统计框架，将文化统计的范围划分为10类，即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2009年，该组织在2001年对文化提出的定义的基础上，再次推出一个新的框架，认为文化包括6个关键领域，即文化与遗产、艺术表演与节日、可视艺术、手工艺与设计、书籍出版、视听与数码媒体；以及两个扩展领域：体育与休闲、旅游。[6]我国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也提出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一个操作性定义：“本分类规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其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根据上述统计分类框架及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把握在文化行政管理、行业统计等过程中“文化”的“操作性”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上对“文化（领域）”的这类“操作性定义”中，通常并不以“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营利性的文化产业”来划分，而将所有涉及文化内容的行业（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除外）均视为“文化行业”或一律称为“文化产业”（dustries）。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将“文化产业”定义为：“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服务。”并指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形成的条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也就是说，规模庞大并且同时配合着基于经济考虑而非任何文化发展考虑的策略。”以上述定义为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包括了以下内容：印刷、出版和多媒体，视听、唱片和电影的生产，以及工艺和设计。此外，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体育、乐器的制作、广告和文化旅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了“文化产业”的“复数”而非“单数”形式（dustries与dustry），以便更加确切地表达文化产业的丰富内涵。[7]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分类框架，同样表明了这一情况。因此，在很多论述中，国际（包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所说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常常也包括了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这是需要注意的。
2。“公共”或“公共性”
“公共”或“公共性”是个比较复杂的大概念，也是本章学习需要理解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概念。[8]由于“公共”“公共性”问题的“触角”几乎伸展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关于“公共性”的研究，也有多学科视野下的多种成果。如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精神、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公共文化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著名学者哈贝马斯、阿伦特、罗尔斯等对“公共性”做过的研究。[9]“公共”“公共性”既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重要问题，更是公共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考虑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着眼于公共管理、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开展的、应用性极强的文化服务实践，本章侧重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什么是“公共”或“公共性”。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为此意。自古以来，中文“公共”强调的都是多数人“共同的”“公有的”“公用的”。“公共性”在中文里则是一个才出现的新词，简单讲即具备“公共”的“性质”或“特性”的意思，近几年这个词成为学术热点，后面进一步解释。英文的“public”（公共）据考证来自于古老的法语词汇publique，或是拉丁语词汇pūblicus，指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或社群。[10]也有人认为public来源于古希腊词汇，一是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够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和考虑他人的利益，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古希腊词汇koinon，即英文on（共同）的意思，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关心的状态。[11]很多学者指出，古希腊社会中的“公共”概念，与古希腊的早期民主相关，[12]显然，这一点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公共”概念不具备的含义，这是西语的public与中文“公共”一词在语源上的一个区别。
无论中西方，一般而言，“公共（的）”（public）或“公共性”（publicity或publiccharacter）是与“个人的”（private）或“私人性”（privatecharacter）相对而言的概念。换言之，所谓“公共”的，简单讲也就是“非私人的”“非个人的”。当然，由此也可以推演出“比个人更大范围的”“个人之间共通的”“超越个人的全体所具有的”“公开的或者开放的”种种含义。因此，“公共之为公共，是在与私人相对而言的角度获得它的规定性”，“研究公共或公共性问题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关于与‘公共’相对的‘私人’的角度；另一个角度则是关于‘公共’‘公共性’自身。”[13]
无论公、私概念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很早就得以长期、广泛用于世界各国、各种文明形态中，涉及典章制度的建立、社会事务的管理、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等诸多方面。顺便值得提及的是，西方的“公”与“私”概念，从古罗马时代开始，还成为了制定法律的基础。罗马法最早区分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创立了沿用至今的公法与私法二分的法律传统。
当然，如同其他大概念一样，“公共”“公共性”的内涵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着丰富的变化，在不同的学科和时代背景下，发展出多样的内涵，尤其在现代社会，更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大体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公”“公共”的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概念有很大区别。在中国传统中，“公”与“统治者”几乎是等同的，如“公田”指的是“收获物全部缴纳给统治者的土地”。[14]这种“公”以“君权神授”为基础，将整个国家、包括所有老百姓都看做是最高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即所谓“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样，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公共”一词，虽然从语源学上看它强调个人能够超出自身的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具备公共精神是一个人成熟并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标志。但“公共”也常用来代表国家，是实现统治阶级私利的手段，为维护其统治服务。
一般意义上代表多数人的，或关系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概念大约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等发达国家才逐渐形成。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有了真正的（受法律保护的）“私”才有真正的（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公”。只有在市场经济及清晰的产权制度下，在“私人领域”之中才区分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出现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划分，诞生了公共领域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15]之后，随着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分，管理公共事务，如国防、路灯等，成为一种公共需求。换言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需求才得以凸显，“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被管、如何管别人、谁可以管理民众、如何成为最佳的管理人选”也就是所谓“治理性”的问题才得以提出，[16]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部门（现代政府）得以创建，并被赋予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延伸阅读1-2
论“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恰好是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对手，而不是它的一个部分。
资料来源：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1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王乐夫、陈干全对“公共”“公共性”内涵的历史变迁做了很好的总结。他们指出，“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已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公共性对公共管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其决定了管理主体的合法性，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的范围与方式。”[17]
综上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公共性”概念，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界定的，指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其基础是清晰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公共性”涉及“公众”“公共需求”“公共领域”“公共精神”“公共选择”等诸多问题。公共部门（通常即政府，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由个人的部分权力转让而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或实现公共需求并进而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3。公共文化（publicculture）
基于上述对公共性的分析，兼顾文化的广义和狭义内涵，以及考虑“文化”的管理与“操作性定义”，我们认为，“公共文化”，即那些具有公共性的文化领域、设施、空间、行为、活动、产品与服务。其具体领域大致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如可供公民自由出入的文化广场、博物馆等）或涉及公共文化空间的限制（如剧本内容审查、禁止在街道无牌演唱等）等。“公共文化是否向公民开放，有否足够的创作自由，有否足够的资助，归管公众场所的法例是否严苛，关系到某地能否形成公共领域，令市民可以自由及坦诚地交流意见，彼此互动，相辅相成，令文艺创作与哲学思考得以更新与演化，促成现代文化发展。”[18]因此，公共文化应秉持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主要由公共部门（国家、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加以资助和管理、受国家文化法规约束。
二、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
如果说“公共性”理论从政治学、哲学的角度对公共文化的性质做出了规定，那么，“公共物品”理论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应有的内涵、性质等做出了规定。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公共物品，关于公共物品研究的普遍性结论一般来说也适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1。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要区分“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必须首先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也称“公共产品”（publicgoods），一般是和“私人产品”（privategoods）相对而言的，通常属于“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研究的范畴。公共物品理论可分为古典公共物品理论和现代公共物品理论。[19]根据现代公共物品理论，按照美国著名行政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概括，物品可以分为四类：（1）私益物品，其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如面包、鞋和家用轿车等，这类物品通常由市场、私人企业提供；（2）收费物品，其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使用，但可能产生拥挤效应，如剧院、夜总会和高速公路等；（3）公共池塘资源，其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因非制度性安排使用会产生“拥挤效应”，因使用竞赛和缺乏维护机制会产生“公地悲剧”，如草地、地下水、海鱼、矿藏、森林、水库等；（4）公益物品，其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共同使用，由于消费上的成本免费，故生产时的“搭便车”现象经常存在，私人一般不愿意提供，而只能由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如国防、天气预报、交通建设和环境治理等。[20]
上述第（1）类，即所谓“私人物品”，第（4）类可称为“纯公共物品”，第（2）（3）类则可称为“准公共物品”。
“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即指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21]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行为的总称。它分为提供纯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和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22]典型的公共服务如“路灯”“国防”等。
公共服务依其功能，可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维护性公共服务主要指政府负责的国防、行政管理等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指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其主要受益者是企业。社会性公共服务指政府为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而为全社会提供的平等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依其发展的维度看，又可以分为“传统公共服务”和“现代公共服务”。[23]此外，按照公共服务自身的水平，还可以将各类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公共服务的功能，也还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补缺型公共服务”和“普遍型公共服务”。
2。公共文化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