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1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M］，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http：。unesc。
[6]http：。tctj。gov。art2012711art_2125_60326。html。
[7]参见：http：。unescdustries，dustry往往译为“文化工业”，是最早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对象。参见：胡惠林、单世联：《文化产业学概论》［M］，21～25页，109～111页，太原，书海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8]“概念”简单讲就是对事物概括、抽象之后的认识，不同概念有不同内涵与外延，帮助我们理解事物，认识世界。概念因而也是组成不同学科理论的基石。笔者认为，概念可有大小之分，“大概念”即那些内涵复杂多变、影响力特别大的概念，如“文化”“发展”“公共性”“主体性”等。
[10]T。F。Hoad，OxfordciseDiaryofEymology，OxfordUyPress，1996，p。376。转引自任剑涛：《公共与公共性：一个概念辨析》［J］，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6）。
[11]王乐夫、陈干全：《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J］，载《社会科学》，2003（4）。
[12]古希腊社会诞生了人类较早的民主制度，公共是一种成年贵族男子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准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善。参见：http：res。hersp。t1500679。
[13]任剑涛：《公共与公共性：一个概念辨析》［M］，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6）。
[14]《辞海》（第六版，缩印本），39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1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6]参阅［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7]王乐夫、陈干全：《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J］，载《社会科学》，2003（4）。
[18]陈云：《香港有文化》［M］，10页，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8。
[19]古典公共物品理论可追溯至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在其代表作《人性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经典模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论述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时广泛运用和引申，为公共物品的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现代公共物品理论则主要以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达著作《财政理论研究》及20世纪中叶萨谬尔森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书提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来定义“公共物品”，并经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的“准公共物品”理论等加以丰富发展。参见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44～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现代社会通常可以区分为三大部门：即第一部门（公共部门）——政府，是照顾大众利益的公共治理部门；第二部门（非公共部门）——企业，是应用社会资源创造经济价值的部门；第三部门（准公共部门），即凡不属于政府、企业以外的团体组织，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益机构、民间组织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都可统称为第三部门或准公共部门。
[22]李军鹏：《公共管理学》［M］，5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传统公共服务，主要指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经济性公共服务。现代公共服务，主要指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科技投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参见李军鹏：《公共服务学》［M］，5～6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
[24]陈威主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引言”。
[25]TobyMillGeeYudice：《文化政策》［M］，蒋淑贞、冯建三译，6～7页，中国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国立”编译馆，2007。
[26]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2007）［M］，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7]参见毛少莹：《何谓“文化发展”？》，见于平、傅才武主编：《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报告（2011）》［M］，19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8]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2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9]参见（美）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4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30]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CCD）于1992年由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成立，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委员会集中了国际社会一批一流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其中不少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起草了包括《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等里程碑式的报告。
[31]http：。nservletservlet。iion=gblist&id=219。UNESCO于1998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与会者约2400人。149个国家的政府、22个国际政府间组织、100多个非政府组织、基金会、自愿组织和其他民间协会单位派出代表与许多艺术家、学者和专家一起参加了会议。
[32]关于文化发展的四个主要维度，参见毛少莹：《中国文化政策30年》（参见：http：。bbsdispbbs_35_75790_11_1。html，《何谓“文化发展”》，见于平、傅才武：《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报告》（2011）［M］，19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4]参见叶南客：《文化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创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孙萍：《文化管理学》［M］，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毛少莹：《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117～119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参见本书第五章。
[35]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的目标。
[36]陈威主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M］，16页，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
[37]同上书，48页。
[38]齐勇峰：《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见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中国文化报社：《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丛》［G］，5～7页，2005。
[39]杨志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见于群、李国新：《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0]马海涛、龙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财税政策支持——基于原理、制约和路径的分析》［J］，载《铜陵学院学报》，2007（6）。
[41]申维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J］，载《光明日报》，2005-12-30。
[42]王列生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M］，26～2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43]韩军：《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J］，载《党政干部论坛》，2008（1）。
[44]闫平：《试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载《理论学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