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魏晋风度与玄学
西汉时期，董仲舒融合儒、道、法、阴阳五行等学说，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学。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西汉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这种新儒学确立为官方思想。此举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此后几百年间，这种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特征的汉代经学日趋繁琐，枝蔓庞杂。面对东汉末年以降的时代变局，原本为大一统张目的汉代经学体系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思想界酝酿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来取代它。这一新潮流在此后的历史中日益发展壮大，成长为“魏晋玄学”。
社会思想为解读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的行为提供了参照。如果我们不了解玄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人，那么他们的很多言行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以陶渊明为例，其《饮酒·其五》是这样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世人多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千古佳句，却常常忽略了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重要性。庄子曾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1]陶渊明眼前的景像蕴含着什么“真意”？为什么诗人又说自己“忘言”？是真的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还是他觉得根本没必要言之凿凿？
又比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以“好读书，不求甚解”自况，而且颇有自矜之色。此句每每成为后人读书囫囵吞枣的借口。然而这样的言语并非出于谦逊，而是对汉儒章句之学的反动，是玄学“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学风的直观体现。平平无奇的言语中往往蕴含着极深的意味。是以要深究放任旷达的魏晋风度，我们势必要回到其时代背景及思想当中，方得见识其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