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创造的热忱和争强好胜，表现在对一切新鲜的公益事业的热心中。抗美援朝时让小学生为志愿军做慰问袋，母亲虽按上级规定，放手让我自己亲做，但她对我这个九岁的小学生实在不放心，于是，从选料到样式，从帮我剪五角星到一针一线地绣字，她都像个严厉的监工，道道工序严格把关，只恨不能捉手代绣。当得知我这个班上最小的学生交的成品成了班上最好的一份并受到老师的表扬时，母亲这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母亲存在我心里的记忆许多，在她生前，我也曾在一些文章里写过她，但不知为什么，如今提笔，我竟变得异常笨拙，往日里写散文、小说的灵气一点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我应该明白。母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时年八十有四，按说也属高寿。事先毫无迹象，发作前她还亲为自己沐浴更衣，“走”得利落且无半点痛苦，所有的乡亲邻里都说老人如我母亲这般“走”法，是三生修来的福气。但我们仍然悲痛难抑，尤其是我——因为心里存了太多的歉疚。
生活虽然困顿，母亲的态度依然乐观而积极。在遭遇坎坷的日子里，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母亲也将我当作儿女中最可依凭的精神支柱。
从那时起，母亲就没有任何形式的休息，除了忙碌还是忙碌。因为，母亲所担负的，不仅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五口人用度，还要逐月偿付大家庭早年欠下的一笔高利贷。少年时，我对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印象尤深，就因为我自己也亲尝过这种酸辛。那时，一到黄昏，我最怕那个梳着牛角髻的老太太来临，她就是我们的债主。她一来，便会将母亲十天半月的劳动悉数掠尽。我还记得自己曾做过歉愧久久的一件亏心事——我在当小学教师期间，虽然工资低得可怜：满打满算20元，但我还是将其中一半交付了母亲。余下的10元交了搭伙的伙食费后，自然所剩无几。但我仍然一元一角地积蓄起来，好买几本想买的书。就在我手里已握着一份可以偿还那牛角髻老太太的大半利息时，老太太又来讨债了。母亲因为此时没凑够这份钱，向老太太央求拖延一些时日，六亲不认的老太太板着脸说了许多难听话。恰好回家的我，心里悲愤交集，可那几本名著又强烈地**着我。犹豫之间，老太太终于走了，但留下的条件自然更苛刻，母亲却一口答应了她。当我在事隔许久以后向母亲检讨我的自私时，明白了缘由的母亲却无比大度地宽慰了我。
因此，在那些长夜劳作的日月中，若是我手中握了一支笔或偏巧有一本放不下的书，母亲在缝纫时，便尽量不同我说话，以免打扰我。那时，穿透静夜的便是母亲飞针走线以及我翻动书页的沙沙声，这如同春蚕嚼叶的声响，这夜磨明月的情景，铸成了我的人生荧屏。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终于买来了一架缝纫机的情景。钱款中，自然也有我在那些年月的微薄稿费。我和弟弟到车站将机子拉来的那天，我觉得母亲几乎将一生的笑容全笑在那一刻。看着母亲笑得如此灿烂，我却勾起了难言的心疼：因为这将意味着母亲劳作的加倍。事实上也果然如此，这架伴随了母亲几十年生涯的西湖牌缝纫机，是在母亲视力完全不济时，才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来才又作为嫁妆赠给了妹妹。
尽管母亲以终日不歇的劳作排解着她对所有儿女的思念，但我和我的三个年长的姐姐哥哥，后来都天南地北各一方。母亲所得的唯一慰藉就是我们能享有的探亲假。可是，假期又总是有限，于是，能常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第一刻，母亲就心急慌忙地问我们究竟能住多少时日，而这种回答通常又总难以使她满足。于是母亲又怯着声问能否再多一些日子。当我们有时纯粹是为了宽慰她说些言不由衷的比如可以尽量争取这类的话时，母亲就像孩子般高兴起来，回转身子就下厨，一会儿就端上来一碗鲜香扑鼻的三鲜面。
在中原客居多年，那时没有手机电话和互联网之类的便捷联系，唯一能够收到母亲消息的方式，便是从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弟妹那里收到来信，而每次信中最多的篇幅，便是代母亲写下的一句句嘱咐。虽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叮咛，然而在远离母亲膝下的我看来，每一句都弥足珍贵，随着时间季节的不同，都可以看出更丰富的意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留在母亲身边的弟妹也开始做一点生意，经常外出走动。每次路过或是专程到我所在的郑州，他们都会给我带来母亲托他们捎带的各样东西：往往是故乡最有名的特产水果——楚门文旦，或者是海边的水产，还有母亲亲手做的点心之类。印象殊为深刻的，是有一次小弟来到郑州，带了一种叫作“辣烘干”的干菜，和霉干菜有些近似，但是制作过程却远为复杂，味道咸中带香，回味无穷，是我从小最爱吃的食物。那时母亲已因年老体弱而行动颇为不便，我便问小弟这是谁做的。小弟告诉我，母亲知道他要到我这里来，就盘算给我带点干菜，但是自己无法亲自动手制作，早起在院子里走动散步的时候，就一遍遍地念叨：“我文玲最爱吃辣烘干了，我文玲最爱吃辣烘干了……”左邻右舍听到了，笑着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帮你做就是了。”母亲的脸上于是立即绽放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小弟是当趣事讲的，我听到时却忍不住泪流满面。是的，这就是我的母亲，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子女的母亲。做任何事情，她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着想，而永远是把自己孩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考虑。
尽管有了日渐增多的书信往来，尽管有弟妹和家乡的宾朋不时捎来母亲的问候和有关母亲的消息，但这些仍是无法承担我对母亲的日夜思念，仍是无法让我面对母亲，听她细声慢气地叙说家乡的每一丝变化，听她叙说我们认识的那些人又做了哪些事……有母亲在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于是，我在生活和工作条件稍微有所改变时，第一个心愿便是将母亲接到我所在的郑州。尽管我那时的住房也十分窄小，但母亲一来，小小蜗居也如幸福洞天。
不巧的是，我刚将母亲接来，就受召去了云南边境采访。其中又居然发生了遇车祸受伤住院的事。这消息，开始当然是封锁的，伤好回家已是50天以后。令我至今纳闷的是，别人对此全无预感，唯母亲恰恰在我遇祸那天，从未有过此类病灾的她，心口疼得厉害。这也许是偶合，可我却宁愿认定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要不的话，又怎么解释她在前年的那个下午，因脑溢血倒地时，远在杭州的我，本来已将电脑学得有点顺手了，却偏偏在同一刻，电脑乱得一塌糊涂，一直“死机”，费老大劲都没调理过来呢！
我唯愿是与母亲的心灵感应，我盼望永远和她有着这一感应。
我最令母亲安慰的，大概就是1979年末四次文代会期间，我将从未见识过大世面的她带到北京。其实，我也只是完成了“顺路捎带”的任务。到北京在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家住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她。而母亲在那位同学家小住时，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坐下来便忙乎着为她的全家大小赶制棉衣，令这位同学至今感念不已。
弟弟托了在北京出差的朋友，匆匆领她游玩了北京的那些最著名的景点，兴高采烈的母亲把这次出门当作一生中最盛大的节目。她在天安门前的驻足，拄着拐杖登上香山佛光阁的照片，成了她心中永远的风景，成了她晚年最可向人说道的无上荣光。
母亲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不久，我便从小妹处得到消息：年逾七十的母亲，拿出了几乎是她毕生的全部积蓄，为门口的那条小小的勤耕巷装上了路灯！
彼时也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初，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夜晚也依然有许多灯光照不到的角落。而母亲在家乡小巷安装的路灯，破天荒第一次为江南小镇的一角带来了夜晚的光明。路灯装好通电的那一天，不仅是街坊四邻蜂拥而至，连许多住在别处的人们也来看热闹，啧啧称奇之外，更多的是对母亲不住的称许和赞叹。而直到我1986年调回浙江后回到家乡看望母亲时，那路灯依然明晃晃地点亮在小巷街口，依然在为家乡的人们照亮夜晚……
我想，我是大概知道母亲之所以做这件事的缘由。
母亲年事渐高，眼力便愈发衰退，无疑，这是多少年来在油灯蜡烛下接续不断劳作、用眼过度的结果。眼疾加重之时，她心中所想的，却并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光明。为邻居、为路人照亮一方道路，在她看来，是远比自己眼前明亮如昼还要重要得多的事。
过不了几年，母亲的白内障已经使她几乎目不能见，直至这时，她才真正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我听说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将母亲接到杭州的大医院进行诊治。在医院住了没几天，有次我去探望她时，与母亲同病室的一位农村大姐突然跪倒在母亲面前痛哭，从她声泪俱下的诉说中，我才明白，原来善良的母亲在得知她的家境后，把自己身边所有的钱，包括我们兄弟姐妹给她治病的路费和药费，都分文不剩地送给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农村大姐。
母亲的这种种善举，在她看来似乎都是分内之事，在我看来也并不意外，虽然不信佛，不信教，但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两桩，却是母亲一直身体力行的信条。这么多年来，她对我们的身教远多于言传。我时常默想，会是前世修了何等的恩德，才让我今生拥有如此伟大而朴素的母亲！
母亲去世周年时，正值我因写作《无梦谷》的最后篇章回了老家。去往墓地的路上，小弟说自己拂晓时做了个梦，梦见母亲对他诉说的件件未了心事。我听着，眼泪再次滴在心里。像小弟这样真切的梦，母亲为何没有让我也做一个？虽然明知这一切都是虚幻，我在这一刹那中，却宁愿自己唯心不唯物！
其实，我用不着嫉妒小弟，其实，母亲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只不过没有那样真切的对话，没有那样舒心的笑容，而常常还是一声盼望我长守身边而不能如愿的叹息。
这叹息常令我心酸愧悔。因为纵然调回南方，我依然无法侍奉在侧，我只能从母亲的这声叹息里品味她的孤独，一个双目失明的八旬老人的孤独；她最喜欢相处的儿女离她最远，她的一切为儿女着想的品性，又令她拒绝我可能为之的操劳；即便在我到楚门去埋头创作的日子里，为了不影响写作，我住在较为僻静的妹妹家。母亲拼命克制与我整日相对海阔天空地聊天的愿望，就像妹妹说的，“很乖”地守候一天，直到黄昏时分我来与她谈说一会儿。于是，母亲总又像个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等待这一刻：她老早地吃了饭，自己摸索着洗了手脸，洗了脚。坐在那把破得不知修补过多少回的藤椅中等待我的到来。我的脚步声一近大门边，她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喊我的声音都因高兴而变了调，那本来黯淡无神的瞳孔，也会有许多光彩。这时候，母亲就一股劲的说自己是“看见”我进来而非“感觉”所致。我当然明白母亲的这个努力取信于我使自己更使我快乐的“谎言”。因为在为她延医请药的过程中，我早已明白母亲的复明，纯粹是奢望。所以，母亲越是做出“看见”的样子，就越是令我心碎。
曾听小妹说起，在母亲最后在家的那段时光，有天早上洗漱完毕，搬来藤椅坐下，竟然吟诵出两句小诗：“日日开门见青山，青山问我几时闲。”是了，这两句小诗是母亲无师自通的自创，辛勤操劳了一辈子的她当是有所感悟而发。
母亲，母亲的心无所不包，但是，她却没能尝享她最应得到的——她最盼望于心的，便是每日晨昏之时听我一声呼唤问安，便是亲眼看看我写的那些作品，哪怕只是那些书摆在面前，让她一页页翻过……可如今，却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我对母亲未了的心愿是这样多，正是憋着这股心劲，我才以母亲为原型，写出了《无梦谷》中的母亲，我把所有的悲痛，都蓄成了心头的泪滴，蘸着这些泪水，我才写出了平生所有的未圆之梦。
《无梦谷》是我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我因它而获得了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在飞向大洋彼岸去领奖的航班上，漫漫长路，我心中翻来覆去的念头就只有一个：母亲，这是为你写的书，你看见了吗？你一定知道了。
因为我们，始终并且永远，是心灵相通的。
《无梦谷》之后，我又相继写出了《无桅船》与《无忧树》。这两本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母亲的影子；特别是《无桅船》中的外婆，有相当一部分故事是根据母亲的经历改写而成的，母亲的善良、母亲的坚强、母亲的聪慧，我都竭尽所能地在书中表达出来，而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没能写出母亲的人格与人性魅力之万一。只是这一遍遍的书写，虽然不能尽然描摹出母亲的魂魄灵气，却也使我在写作生涯中稍感安慰，仿佛每次写到，都是在重温母亲与我在一起的日子……
2012年11月，我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的政府和人民，为我建造了一所“文玲书院”。家乡父老对我的厚爱，便如同母亲的爱一样温暖而恒久，我深感无以回报，唯有将自己所有和家乡和文学相关的珍贵物件，从手稿作品到书到相片到实物，都尽数付与这间小小的书院。而其中我最珍视的一样物品——那幅母亲的油画，挂在了书院一楼的正中。有了这幅画像，那本来无生命的书院便仿佛有了魂魄，故乡的小镇，便依然、永远是我的心之所系。
从此，母亲便可以与我所有的作品、与那些书写她的文字一起长相厮守，她那双和蔼沉静的眼睛，便可以永远凝望着我的作品，我的一切……
我的魂，母亲的魂，都回来了，都在这间书院，紧密相连，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