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时期，一个新奇角色的出现，使各国激战的兵器、战斗的能力立分高下。这个角色，就是铁物质。
恩格斯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历史的长河里，“划”时代的是政治家，“划定”时代的是思想家。铁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生产工具改变生产关系，进而改变社会结构，不文明的方式却推进了文明的进程。
铁器，在改写历史。
中国的铁器首秀于奴隶社会的解体期。甘肃临潭、河南浚县、河北藁城、北京平谷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商朝就有铁条、铁器出现，其中有四件兵器的刀刃都是用铁物质做成的，但分析表明，这个时候的铁物质可能是陨铁，是从天外坠落到地球的陨石中提炼的，而不是从铁矿石中冶炼出来的。三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铁的性能，并用之于铁器制造。
人类总是这样，从混沌走向明朗，从迷离走向清晰，道长且阻，关隘雄峙。有时候与出发点相去甚远，有时候与目的地南辕北辙，但是，只要勇敢地往前走，不管朝哪个方向、以什么速度，走一步就前进一步。蓦然回首，斗转星移，出发地还在，目的地却变了，直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不知不觉中找到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开辟了人类的新境界。
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
古代先人们在摸索中前行、在失败中成功，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精神因他们而形成、提升、锻打成型。他们把块状的铁矿石进行筛选、粉碎，然后在炼炉中烧结、熔化，经过提纯、精炼、碳元素处理，制成熟铁、生铁材料，浇铸、热轧，淬火成型，制成各种器具，包括兵器。
人类的许多新技术新发明，首先应用于战争，古今中外大多如此。铁物质以战争的角色亮相，首先表现为铁制刀剑。战国时期的大国强国都有自己的兵器工业基地，铁的大量使用，使武器更加先进，战争却更加残酷。历史故事走进了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铁血情节。人类用青铜、铁器打造了一条文明道路的同时，许多生命也倒在了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刀剑呼呼生风，生命瞬间秒杀，伴随着清脆的撞击声，铁制宝剑的锋利程度、坚硬程度、轻便程度陡增，杀伤力迅速提升。有的战役一次死亡人数达到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先进的技术应用常常成为生命的绞肉机，技术进步的代价往往是文明的倒退。这是技术的尴尬、人类的缺陷。
人类至今仍然无法走出这个怪圈。
技术助推了战斗力，也激发了人的创造力。随着采矿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铁矿的能力在增强，凭泥土颜色一眼就能判定地下是否有铁矿。《山海经》中列出的约三十七处铁山，据推断多分布在秦、魏、赵、韩、楚等地，这正是战国七雄之中的五个。雄厚的自然资源支撑起战争的实力，这是国家的底气和本钱。
随着铁矿的开采和铁器的批量生产，青铜之战升格为钢铁之战，守护“铜路”变成保卫“铁路”，战争在升级。
楚国没有停止过扩张的步伐，没有因为已经拥有而停止占有。公元前622年，楚国公子燮灭蓼国而设蓼邑，这个蓼国是位于今天大别山的安徽霍邱。包括霍邱在内的皖北地区，湖北阳新在内的鄂东地区，江西上饶、新余在内的赣鄱地区等，先后归属楚国，也是楚国的重点防区，拥有当时最丰富的铁矿资源。天下资源尽入楚，荆楚因此竞风流。
楚国占有优质的铜矿资源、铁矿资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是最早使用铁刀、铁剑、铁矛、铁戟、铁箭镞和铁片兜鍪的国家之一。铜垫楚底气，铁壮楚威风。湖北江陵、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铁制兵器表明，楚国的铸铁技术水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楚国的宛即今天的河南南阳，是楚国最著名的冶铁地，古书有“宛钜铁釶”“利若蜂虿”的记载。楚国制造的钢铁兵器之锋利，令各国将士胆战，楚国的宛地还成了买天下、卖天下的兵器市场。“铜路”聚四方，“铁路”通四方。陕西地区的考古成果也表明，战国末期能与楚国铸铁工艺旗鼓相当的只有悄然成长的秦国。秦国的故事，后话再说。
对内攥紧权柄，对外握紧刀柄，必须占有稀缺资源、控制优质矿产，这是内政、外防之治要，是王室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商周两朝、春秋战国许多战事都是围绕资源展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战斗力决定国家存亡、朝代兴衰。争夺资源必定导致战争，青铜器、铁器时代的中国进入了生产力激增、战斗力骤增的时期，社会因此而更加动**如风起云涌。漫漫征程，血雨腥风。
雄关漫道真如铁，有铁才是真雄关，有铁才是真英雄，谁独占资源谁就独霸天下。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最早的只讲输赢、无关生死的贵族游戏式战争，到杀人灭国、攻城略地、兼并统一，霸强之国通过对人的杀戮实现对物的占有，人类文明史上悲惨的一页页由此写成，一幕幕不文明的活报剧连缀而成、轮番上演。楚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向由盛及衰、由强到弱、走向消亡，是一部写满拼搏奋斗的史诗，也是一部包含痛楚血泪的史记。文明的成果沦为不文明的诱因，不文明的方式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人类走不出自己设计的怪圈，楚国逃不出自导自演的悲剧。亦如此前的晋、吴，身后的齐、秦。
天下动**，何处康泰安宁？天时地利，决定国祚时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选址建都，考虑的主要因素，一是要有利于政治权力的掌控和运行，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众心所向、天下归心；二是要有利于国家安全和朝廷防卫，难攻易守，固若金汤，睡得个安稳觉；三是要有利于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这是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安全观，稳天下先稳国都，国都安则天下安。
安全因素之外，建都要讲天势、看风水，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地、人合一，风生而水起；元、气、势适宜，时来而运转，此乃天意，是君权神赋、王权天授的象征。所以尧帝说要“钦若昊天”，敬顺上天；《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商汤则以“天命”“上帝”“致天”之名替天行道；周朝宣称“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周天子”的称谓，正是从周朝开始的。天子当承天之佑、替天行道，载育万物、保育万民。国都、朝邑、首府乃天子之城，当应天、顺天、承天、奉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皆为天意神授。
“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资之天地”，是向大自然要财富，须取之有道、用之有利。楚国据江汉平原而霸，秦国占关中平原而强，“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乃天赐地赋，各国竞相追逐。跑马圈地，圈的是自然资源；占山为王，占的是自然禀赋。攻城略地，攻的是都城重镇、政权中心，略的是资源富庶之地、经济中心，占领矿产重地，建立输送通道，才是霸中霸、强中强。
诸侯各国无论是建都护都，还是修路护路，都是以财富为终端，以资源的占有、扩大为目的地。先秦时期一些都城的选址，并非选择在矿产资源之地，而是以之为圆心，半径不大，距离不远，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否则都城会高频率地成为攻击目标。商朝立王室于中原，却设盘龙城以扼长江，管控江汉流域的资源；周建都城于关中、丰镐、洛邑，却设汉阳诸姬以控楚国，掌握楚地资源；楚国设郢都于江汉平原，但势力范围覆盖中下游铜铁矿资源集中地，修路以联，路网密布，既保持安全距离，又力保财路畅达，可进退，可攻守，可管控。
天下熙攘，皆为铜往，世上纷争，皆为利争，身处资源富地的楚国腰缠万贯、富甲南国，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宁可“躺枪”也绝不“躺平”，拭血含泪前行。车辚辚，马萧萧，资源重地寒风烈，财富路上霜晨月。千年铜路，沧桑心路，一个古老的身影在踽踽独行。
江汉水汩汩，铜路修远兮；南楚石嶙嶙，铜都故垒矣。在凄风苦雨中磨砺，其锋也利，其脊也刚，其志也坚。
楚式剑，在等待扬眉出鞘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