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
●概况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为内阁首辅。其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各种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整顿吏治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监察机关）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抚（巡抚）、按（巡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明朝本有考核成宪，但年久因循，虚应故事，已成空文。张居正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往昔因循苟且之风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
整饬边防在整饬边防方面，张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命名其城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蒙古进行贸易。又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俺答受封以后，约束各部不来犯边，于是西北边塞安宁，二十余年没有战争。戚继光在蓟门十六年，因受张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经营规划，守备强国，边境无事。李成梁在辽东屡战却敌，多所立功，至封伯爵。
兴修水利在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使河水不再入淮，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
清丈田地清丈田地是整顿赋役的一项措施。明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各种手段隐瞒田地与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赋役，官府还要摊派小民负担。因而，“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赋役不均是个严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
●改革进程
张居正少年得志，十二岁进学秀才，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就中进士，走上宦途。最初，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权势熏天的时候，他看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弭天下之患。但是，当时皇帝昏暗，奸臣柄政，他的思想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之人，当政者却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也未必肯起用他。因而，他只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的编修，便称病辞官归家，种了半亩竹子，闭门读书。
张居正在家读了整整六年书，由于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重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他性格深沉，有胆略，此次进京，怀有更大的抱负。公事之余，他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曾与他一起商量。隆庆元年（1567年），他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针对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指出当时朝政积习生弊，颓废不振。他认为如不及早励行改革，一新天下耳目，势必积重难返。他在奏疏中向穆宗提出了六大急务之事：1。“省议论”，反对说空话，务求实效；2。“振纪纲”，要申明法纪，政教号令概由中央制定发布，刑赏予夺，做到公正无私；3。“重诏令”，执行皇帝诏令要求坚决迅速，文书奏报要及时；4。“覆名实”，严格对京官、外官的考勤考绩，不使毁誉失实；5。“固邦本”，提倡节用恤民，抑制豪强兼并，清理赋役不均；6。“饬武备”，即申严军政，设法训练，巩固边防。
张居正的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切中时弊，颇具见识，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穆宗皇帝对此亦深表赞赏，可惜他在位六年便去世了，而张居正当时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这些主张暂时得不到实行。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即明神宗。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撵走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拥戴十岁幼龄的神宗朱翊钧。这时张居正大权在握，年幼的神宗对他既尊重又敬畏，言听计从，于是他便把昔日的六点改革纲领，在万历初年逐一付诸实施，掀起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于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达到“民安邦固”，也即要求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他决心要扭转政风士习，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便竭力提高内阁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在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使巡抚和巡按的权限明确，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力督促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张居正重视对官吏治绩的考察。他说：“欲安民必加意于牧民之官”，官吏廉洁奉公，政治才会清平。所以，他制订出一套考核官吏的办法，如办事严立期限，不使拖拉积压。通过考勤考绩，用以甄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决定进退、黜陟的依据。在考核中，对官员的功过，则做到“信赏必罚”，应该惩办的，“虽贵近不宥”，有枉不当的，“虽疏贱必申”，这样，官员便不敢随意玩忽职守，从而提高了各级衙门的办事效能。
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方面，张居正主张“唯才是用”，不受资历、毁誉、亲疏的影响，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反之，没有军功、能力低下的，即便是皇亲贵戚，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力求做到不使官僚机构过分庞大而形成官员冗滥。
其次，大力开展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
所谓“开源”，也即开辟财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明初，田赋及力役的征调，主要依据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以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人口逃亡，这一制度已遭到破坏。到了明中叶，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承平日久，人丁生聚，田朝垦辟，但是全国田亩额数以及户口数反比建国初期减少，政府实际所能征收的赋税也相应地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冗员日多”，官吏的禄米有增无已，王室的挥霍浪费也与日俱增，结果朝廷的财源枯竭，收支失去平衡。
土地的兼并和欺隐，丁口的逃亡和户籍的紊乱，造成赋役负担严重不均，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因为官僚地主霸占民田，却想方设法把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形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富家得田贫纳相，年年旧租借新债”，就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张居正清醒地注意到这一社会矛盾，并明确地指出根源在于贵族豪绅，他们依仗权势，侵占民田，而且勾结奸猾的官吏隐瞒田亩以逃避赋税，因之导致“私家日富而公家日贫，国匮民穷”。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张居正决心进行改革。他选派精明强悍的官员严行督责，要求做到按时输纳税赋，充实国库，并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为此，他任用张学颜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要把清理溢额、脱漏、诡寄等项工作办妥。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因而剧增，所以万历初期的十数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当然，这一历史记载也不免存在夸大的一面。因为张居正清丈田亩是为了增加赋税，当时的地方官吏为了迎合张居正的旨意，有的弄虚作假，以短缩弓步的手法多报田亩，用来报功请赏。不过通过清丈，确实也清查出不少豪强富户隐匿、诡寄的漏税地亩，增加了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赋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早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在一些地区施行。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御史傅汉臣曾陈请实行一条鞭法，但没有得到批准，以后在一些地区“屡行屡止”。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巡抚御史宠尚鹏就在浙江实行过，隆庆三年（1569年）至四年（1570年），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也大力推行过。当时在推行的过程中阻力不小，遭到一些大地主的反对，特别是在户口和田亩没有清丈覆实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把这一制度顺利推广开来，所以才会出现所谓“屡行屡止”的现象。万历九年（1581年），全国土地已经进行了清丈，这就使张居正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这一新的赋税制度。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染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至于丁和地各占多少比例，朝廷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实行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采用“丁四田六”的比例；有的地方以田为主，以丁为辅，采用“丁四田六”的比例；也有采用丁田各半的比例。
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除在苏、松、杭、嘉、湖地区收本色赋外，其余地区的田赋一律征折色赋，即银子；以前到各地征收的土贡方物也一律“计亩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