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计算的原则是以原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然后把这些税额按一定比例分摊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谓“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征银，轻便易于储存、运输，不像过去交本色赋时体积大，重量多，需要由里长、粮长协助征收和运输，因而，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运交国库，所以说“丁粮毕输于官”。
根据上述一条鞭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新的赋役制度的实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的主要原则既然是“量地计丁”“计亩征银”，那么一些富户及权贵要隐产瞒丁、逃避赋役负担就比较困难了；相反的，贫苦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已经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所以，张居正在清丈田亩和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说道：“清丈事极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可见他是认识到新制度的推行是有利于整理财政和缓和阶级矛盾的。
第二，田赋和力役折银征纳，农民交纳银两就可免去服役，这就使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这样做也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江南地区白银的流通比较普遍，一条鞭法所规定的折银征纳的办法可能比较能体现其积极作用；相反的，在山区或偏远地带，白银的流通不那么普遍，农民手头短少银两，为了纳税，就必须把农作物贱价出售以换取银两，反而要遭受地主商人的从中剥削，这就谈不上有什么积极作用了。
第三，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的万历初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根据“摊丁入地”的原则，不仅少地或无地贫苦农户可以减轻一些力役的负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城镇的工匠和商人也因为无田而得到“免差”，这就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说的，商贩虽有“千金之资”，但是“无垅亩之田”，就可能逃避封建政府“征求”的部分负担。顾炎武认为这是“病农”，而有利于“逐末者”（指工商业者）。实际上，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这正好说明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当然，张居正的清丈土地以及对赋税制度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有如上所说的重要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它没有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只是封建王朝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方式的更换，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仍然是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服务的。随着这一制度的行之日久，又产生了新的弊端，老百姓仍然要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广大的贫苦农民依旧要在封建地主和官府的共同鞭挞、压榨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也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庚戌之变”发生之时，他正在北京，目睹了从这一事件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所以，等到他执政时，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他曾感慨地说：“武备废弛如此，不及今图之，则衰宋之祸，殆将不远。”于是，他“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加以一番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囤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多能英勇善战、效忠王朝，能够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谊。
在辽东，张居正倚赖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他在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
俺答的部落多，力量强大，历来是明朝北部边塞的劲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役”后，明朝和俺答又发生过多次的交锋，当时大同、宣府一带的百姓深受战乱骚扰之害。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把三娘子从袄儿都司（三娘子的未婚夫）手里抢夺为妻，为了消除袄儿都司的怨恨，又将自己的孙子把汗那吉的未婚妻赏给袄尔都司。这下子触犯了把汗那吉的切身利益和尊严，他在恼怒气愤之下，联络部属阿力哥等人，一起跑到大同归附明总督王崇古。王崇古一面善意款留，另一方面派人上报朝廷，请求优抚把汗那吉等人。他的建议得到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赞赏，极力主张采纳王崇古的建议。于是明朝政府封把汗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事情发生后，俺答会集各部人马，重兵压境，要求明朝遣还把汗那吉。王崇古当即派遣鲍崇德向俺答说明事情经过，并且晓以大义，劝说俺答归顺通好。当俺答得知孙儿把汗那吉归顺后受到明王朝的礼遇，“蟒衣貂帽，驰马从容”，内心十分喜悦，便对鲍崇德说：“汉人能成全我的孙儿，我愿意结盟通好，世世归属，决无二心。明朝的叛臣，我必定遣还，信守不渝。”事后果然把因谋叛不成、外逃归附俺答的赵全等九个叛臣，捆绑送交明朝处置，用以表示归附明朝的诚意，从此蒙汉双方遂定盟、通贡，并设立茶马市互相交易，明朝封赐俺答为“顺义王”。
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
俺答在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但是三娘子一向主张和明朝交好，并且为蒙汉两族人民的长期和睦相处尽了毕生的力量，为了答谢她的友好情谊，明朝政府封她为“忠顺夫人”。
除此之外，张居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靖、万历年间，黄淮“横流四溢”，经年不治。每当洪水泛滥，田园、房屋尽毁，人民颠沛流离，遭殃受苦，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万历五年（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缺口，河水四溢，淤塞清河口，影响淮河水向南倾泻，冲坏了高堰，湖堤大坏，使高邮、宝应等县全被洪水淹没，成了一片汪洋。当时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主张疏浚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则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槽”。两人主张不一，意见不合，治河工程迁延不决。第二年夏天，张居正起用治河行家潘季训，委任他当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负责治河。
潘季训字时良，浙江乌程人，是当时著名的治理黄河专家，有着多次的治河经验。他经过一番实地勘察，结合历年治河的实践经验，决定改变过去保住运河河道而消极治黄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治理黄河，保护运河，同时治好淮河的积极治河方针。他认为这样才能够保障“民生运道两便”，也即通过治黄，既保证运河漕运畅通，又不使黄河下游人民遭受河水泛滥的灾害。为此，他采用的办法是堵塞决口，加固堤防，“束水归槽”，使黄、淮水流汇合成为急流，借以冲刷河水夹带的泥沙入海，黄河下游也就不致因泥沙淤塞而造成水患。
张居正采纳潘季训的合理规划，排除他人的非议，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历经二年，治黄取得良好的效果，做到了“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水患的遏制，使黄、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当然，改革在客观上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张居正在推行政治改革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权贵和地主豪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
万历五年（1577年）秋，张居正的父亲病殁，按照封建礼教的惯例，他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当时万历皇帝年轻，经验不足，国家政务繁忙，百废待举；更重要的是张居正本人也不甘心因守孝的事，中断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于是，由皇帝出面，下诏书挽留，说是公务需要，不必离职守孝，这在当时称为“夺情”。这一来，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之流，便以此为口实，趁机群起而攻之。他们打出维护封建礼制的幌子，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说“夺情”是违背“伦理纲常”，要朝廷罢免张居正的官职。张居正有宦官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还是由万历皇帝做出裁决，斥责吴中行等是“借纲常之论，肆为排挤”，并把这伙反对派惩处了结。反对派的气焰暂时煞住了，但斗争并没有止息。张居正是个有识见的政治家，这一点他心中明白。他曾对朋友说过：“几年来结怨于天下不少，那些奸夫恶党，有的明里排挤，有的暗中教唆，没有一天不是在打我的主意。”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畏惧不前，还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坚决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并决心通过改革达到振弊起衰、拨乱反正的目的。他对朋友表白改革的决心说：“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充分表现出一个勇于革新、敢于斗争的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胆略。
由于他的坚定决心和坚强的意志，改革得以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得到后来史家的高度评价。谷应泰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称颂张居正的改革使“海内肃清，边境安全”，说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钱财多达四百余万，“一时治绩炳然”。
但是，明朝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而万历时代又是处于明朝的后期，地主阶级的统治日趋反动、没落，封建的生产关系日益腐朽，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弦易辙，做任何大的改革。所以，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励精图治，虽然在短期内缓和了社会矛盾，延缓了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终究挽救不了明王朝封建统治走向灭亡的必然。张居正生前就因为推行改革而受到多方阻挠和非议，万历十年（1582年），在他死后不久，便又遭到反对派的诬陷，结果被革除封号，抄没家产。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执政十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便像皂沫一样地幻灭，明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一天天走向没落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