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馆也称书房，是后金国汗召集部分儒臣起草文书诏令的处所。皇太极于天聪三年四月正式将文馆的工作分作两值（班），巴克什达海与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四人翻译汉文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或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记注后金国朝事。从此文馆成为一个正式的办事机构。其授官为参将、游击者称巴克什，次之称笔帖式，其以儒生入馆工作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无定员。文馆最初主要负责人是满人，后来逐渐增加汉人，最著名者有高鸿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文馆的设立，使文人参与后金政治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馆作用的重要与皇太极称帝的需要，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编纂书史、纂修实录、撰拟郊天告庙表文、功臣诰命。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奏。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政事得失、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来主持。
3．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
皇太极根据宁完我的建议，依照明制改革后金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军事、民政、刑狱事宜，每部由一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四人，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启心郎一员，承政之下各设参政八员，唯有工部参政满洲八员，蒙古二员，汉官二员。余为办事人员，称笔帖式。贝勒多尔衮管吏部，德格类管户部，萨哈廉管礼部，岳托管兵部，济尔哈朗管刑部，阿巴泰管工部。全国重大事情仍由皇太极主持的诸贝勒和八旗大臣议政会议解决，但六部要直接向皇太极负责。六部的设立使后金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给予蒙古和汉官相当高的地位。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以后，根据汉官建议设都察院，以大凌河降将张存仁、祖可法为承政，都察院的职责是劝谏皇上、弹劾纠察六部以及诸王贝勒的不法行为。与三院六部不相属。皇太极授该院以很大的权力。
旗人过年（清）
天聪九年（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漠南蒙古全被后金统一，为了妥善地管理蒙古事宜，在崇德元年（1636年）设蒙古衙门，以尼堪为满承政，塔布囊达雅齐为蒙古承政。三年（1638年）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七月以贝子博洛为承政，塞冷（蒙古）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因为理藩院是专管外藩及蒙古事务的，故无汉人参政。
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是当时清王朝中央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基本上是按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的，但也保留了一些清王朝的民族特点。
第二是建立专制皇权。
皇太极名义上是后金国汗，实际上与几个大贝勒的权势区别不大。在处理政务上是执行努尔哈赤天命六年（1621年）的规定，四大贝勒每人轮流执政一个月，在朝会、宴会接见群臣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并排而坐，俨然如四汗。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后金政权的巩固，也不利于对明斗争的形势需要。
皇太极为了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势，逐步废除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落后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他采取各种办法，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旗贝勒所控制，而三大贝勒又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额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务皆听稽查”。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状讼”，后者“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而且使他们处在众多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中。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健康为由，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于是“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这不仅削去三大贝勒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而且拉拢和团结其他贝勒为己所用，从而提高了后金汗的地位。
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水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俨若国君”“心怀不轨”“丧失城池”“扰害汉人”等罪名，将阿敏“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以后阿敏“病卒于狱”。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翌年，莽古尔泰因气愤“以暴疾卒”。
清代八旗盔甲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时，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到了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消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第三是建立蒙古、汉军八旗。
皇太极一则是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加强统治基础；二则是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作战的需要；三则是为了削弱满洲八旗旗主贝勒和旗内贝勒的势力，借以加强汗权，所以又分别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满洲八旗中就有16个汉人牛录（即佐领）。皇太极即位后，到了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把汉人牛录拨出约二千多人，正式成为一汉军旗，命汉官佟养性统辖，谕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约一千多人，由马光远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正式定名为汉军，以黑旗为标志。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汉军由一旗增为二旗，称为“左右两翼”，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之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额真2人，甲喇额真5人。共约有161个牛录（即佐领）33000多人。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占辽沈后，归降的蒙古军民，有的已被单独编为牛录，称蒙古军，由武纳格、布彦代统领，隶满洲八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军民不断增多，大约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将原先的蒙古军扩编成“蒙古二旗”。天聪七年（1633年），把“蒙古二旗”分为“右营”和“左营”，以武纳格和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分别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改“右营”为“右翼兵”，鄂本兑领之；“左营”为“左翼兵”，武纳格领之。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蒙古二旗，扩充为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满洲八旗一样，入关之前蒙古八旗，约有129个牛录，25000多人。
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是由皇太极任命，而且可以撤换，他直接指挥这两支八旗军，因此军事实力大增，其他贝勒无法抗衡。
清代八旗盔甲
第四是发展经济。
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失误，致使后金的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的处境更是困难。皇太极认为要摆脱和克服经济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实行改革。
（1）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实行编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针对这种情况，他即位不久，就采取满、汉“分屯别居”的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安心生产。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即牛录）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这样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汉民从满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由汉官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还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同时又令，“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将所隐壮丁入官”，通过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国家控制的屯地，许多汉民壮丁变为国家管理的民户编民，而且实行“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
耕织图册页（清）
（2）离主条例。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族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使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八旗军旗图案
（3）重农政策。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
首先是不许扰农，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皇太极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
其次是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皇太极很清楚，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他们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保证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
再次是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
由于以上农业措施得法，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间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
皇太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统一了漠南蒙古和黑龙江流域，改革了官制，后金的经济也因无战火迅速发展，而且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于是顺天应人，称帝上尊号便顺理成章地摆上了日程。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皇太极开辟了清朝历史的新纪元。他是名副其实的清朝第一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