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雕塑
秋郊大猎图卷（清）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渥巴锡率土部伏尔加河两岸蒙古牧民近17万人，终于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
为了防止沙俄的阻挠，渥巴锡命土部轻装简从，抛掉所有的生活用具，仅用八天即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草原，迅速进入冰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沙俄得知后，立即派大批哥萨克士兵追赶，被渥巴锡率众英勇击退。但行至克齐克玉子地方被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北部堵截，被迫走入沙喇伯勒北部戈壁。数千里戈壁，漫漫黄沙，水草皆无，土尔扈特部靠饮牛马血而行，又发生瘟疫，人畜死亡过半。到达伊犁时，仅剩7万余人。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归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来到伊犁。渥巴锡献其祖先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瓷器等物，请求入觐。
乾隆非常重视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抽调陕西藩银200万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并抽调大批仓米、茶叶、布匹、棉花等运往伊犁。
九月，渥巴锡率土部大小头目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设宴于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其族子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降人舍楞为新土尔扈特（平定阿睦尔撒纳后先回归的蒙古部落）部弼哩克图郡王，其余首领均封贝勒、贝子等。乾隆将渥巴锡所部旧土尔扈特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十旗，放牧地划在天山以南珠勒都斯地区，由伊犁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编为二旗，牧地在科布多，由科布多大臣兼管。土尔扈特部回归对清王朝稳定西北统治，增强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大小金川战役
大小金川在四川西北部，是藏族定居地区，“万山丛矗，中绕汹溪”，土产唯青梨荞麦，居民皆住石碉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势力强大，起兵攻击邻近各部落，清朝政府派张广泗率兵镇压，“久而无功”，乾隆杀张广泗。后又改用岳钟琪，莎罗奔出降，但久而复叛。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政府又派阿尔泰联合九土司攻大金川，大金川反与小金川等部共抗清兵。三十六年（1771年），清兵为大小金川土司所败。乾隆杀阿尔泰。清朝集中兵力，前后耗饷达7000万，至四十一年（1776年）才把大小金川压服。清朝于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统辖，四川西北部诸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
六巡江南
乾隆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他自称效法其祖康熙南巡，在其行踪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头四次乾隆也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侍候皇太后南巡。三十年以后，皇太后年龄实在太大，经受不住千里辛劳，乾隆不得不暂停南巡活动，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病逝后的第三年，才开始实现后两次南巡。
乾隆历次南巡，大多在正月十五日前从北京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江，渡过黄河，改为水路，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南京，祭明太祖（朱元璋）陵，检阅部队，又回运河原路，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师，先于安佑宫行告先帝礼，然后住进圆明园过端午节。
康熙南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治理黄河、运河和淮河，保证漕运畅通无阻和减轻三河交汇一带百姓的水患，每次视察河口，都“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乾隆南巡也标榜“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每次南巡都要视察黄河淮河河工，特别是对杭州海塘的治理，提出以柴塘修筑石塘的正确方案，并大见成效。
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视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每次南巡都要向百姓显示“皇恩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所过州县当年应征额可减免3／10，受灾歉收地区免5／10，省会江宁、苏州、杭州及其所在州县免全部地丁银两；奖励各省“老民老妇”；对犯人宽大减刑，增加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科举名额，并在途中联系现实恩科士人，择优录取，授予功名，乾隆甚至下令：地方官不要阻拦百姓观瞻“天颜”，以免阻塞百姓“爱君之热情”。但对老百姓拦路叩阍则一律加以重惩，道学思想浓厚的乾隆，决不允许犯上不敬的行为扫他的兴。
乾隆毕竟是一位明智而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南巡途中并不荒废日常政务。各地的报告、奏章直接送到他沿途驻跸的行宫，照常由他亲自阅读批答。例如，第二次南巡时，正值平准战争，他一边巡幸，一边阅读前方奏报，指示方略，下达命令。乾隆在南巡中还特别注意利用召见机会，考察吏治，用朱笔写下召见官员的印象，以作其任用、升迁的参考。除视察河工、海防外，乾隆也能注意兼顾普通百姓的利益。祭神灵、祀圣贤、尊老重孝、奖拔文人、题诗作画等，这类点缀文治武功盛世的政务活动，乾隆更是不厌其烦。
乾隆南巡图
乾隆南巡的队伍相当庞大。除了随行的后妃、皇子外，还带有一整套政务处理班子以及王公、章京、侍卫等，约有2500余人。走水路得用千余艘大小船只，形成浩浩****的数里船队。巡幸所经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兴师动众，提前修桥铺路，整缮城郭，建造行宫，训练士卒，通缉盗匪，清理刑狱，安抚穷人，筹办珍玩，安排迎銮。仅乾隆乘坐的御舟安福舻，就需每班600人，共六班3600人的拉“龙须纤”河兵。南巡途中，乾隆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宫中没有两样，每日早晚照例鸣鼓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至75头，膳房所用羊1000头、牛300头，均提前从北京运到镇江、苏州等地。乾隆对饮食极为讲究，每天得从北京或地方专门供应冰块和泉水，在直隶时用玉泉山泉水，在山东用济南珍珠泉水，在江苏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则用杭州虎跑泉水，每天仅供乾隆一人生活所需的就几达千人。乾隆六次南巡费糜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产。乾隆为了减轻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负担，鼓励江浙商人（特别是扬州盐商）报效银两，资助他的南巡活动。商人们又为了迎合乾隆的享乐，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不惜银两，极尽天工巧夺，去构筑仙境般的虚假荣华。正由于商人的积极参与，使乾隆南巡显得格外铺张豪奢；商人们粉饰的虚假繁荣，也使乾隆本易被腐化的帝王心理更加腐化，到他后期大肆无节制地挥霍，最终将这种“繁荣”引向了衰落。
大兴土木
乾隆性喜游乐田猎，又具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对建筑艺术颇有见地。他希望官帑“俾得流通”，而当时又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那就唯有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园林建设，这既适合他的性格特征，又可作为他夸耀业绩的物证。
在此思想基础和雄厚财力的前提下，乾隆凭着自己的兴致，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艺术才华，在北京、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大兴土木。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服丧期满后，从大内移居圆明园，并经常驻跸于此，开始扩建圆明园，在雍正御园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增建宫殿楼阁，所谓“恢拓营缮，宏规大起”。工程是常建未停。随乾隆南巡的开展，江南的景点和风光也“搬进”了圆明园。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圆明园工程才基本停下来，形成了圆明园上百个景点，并且这时的圆明园已与西洋楼、绮春园和作为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长春园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后来在嘉庆朝此园又继续增加了一些景点。整个圆明园平地造园，凿池引水，堆山植树，在福海及许多湖泊、河渠、假山旁兴建一批又一批宫殿亭榭、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在我国园林艺术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誉为“万园之园”。
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营建香山静宜园，在其周围设健锐营，修建兵营、民房、庙宇。十四年（1749年）以后，为迎接皇太后六十寿诞，新建清漪园（即今颐和园），改瓮山为万寿山，瓮山泊为昆明湖，疏浚湖泊，营造殿堂。十八年（1753年），又修成玉泉山静明园和京东盘山的静寄山庄。此外还修缮了许多坛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是北京西北郊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建筑最繁忙的时期。
圆明园内的大水法遗址
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大规模修治北海，工程延续近三十年之久，今北海大部分景点就是这时始建或改建、扩建的。
在乾隆前期和中期，整个北京城内外，到处是工地，不时可以看到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原有的建筑也焕然一新。
康熙时只完成了避暑山庄的宫殿区和一些景点的建设，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是乾隆来完成的。此外，乾隆还在山庄的东北方向，根据蒙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风格，先后建成了外八庙中的五座，使之与山庄融为一体，更加充分地发挥“抚绥远人”的政治功能。
乾隆的大兴土木与南巡一样，是当时的有识大臣和后来的研究者评论的两大败政，都认为他不惜劳民伤财，为供一己之享乐而使海内变穷，变乱由此而起，国势由是而衰。这种评价实在不为过分，乾隆也作《知过论》，承认自己一生中的过失是好兴土木，引咎自责。但是，任何历史问题都有它复杂的一面，除劳民伤财一面外，大兴土木也确实起过肃观瞻、抚绥远人（特别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政治作用。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乾隆的大兴土木并不是无偿的劳役征调，而是物料给价，雇工给值，所以，乾隆辩解“力役之征，古所不废，惟本朝则无其事”，兴修工作等事，是“以工代赈，俾小民均资利益”。在资金方面，除动用库银而外，乾隆也采取集资的办法。
避暑山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