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中下游迅猛发展，清王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次年，法国也派兵与英国联合侵华。这次战争得到了沙俄和美国的支持。战争是为了扩大列强在华特权。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希望凭借刚刚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开辟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以倾销它的工业产品，获取巨额利润，然而中英贸易的状况使英国大为失望。由于英国对华大量倾销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限制了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面对着中英贸易的各种不景气的现象，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它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太少，远不能满足其开辟市场的需要，因而计划以“修约”来实现侵略要求。
所谓“修约”，就是修改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实际上，《南京条约》本无任何可以修改的规定。而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也写明了“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虽然这两个条约分别规定由于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但这显然是指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问题。英国却有意对此进行曲解。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抓住上述条文，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国的无理要求得到法、美两国的支持和响应。
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外国侵略者还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一面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为诱饵，换取更多的侵略特权，一面又对清王朝进行武力威胁。美国公使麦莲曾照会两江总督怡良说：修约要求“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经过鸦片战争，虽然对外国侵略者有所畏惧，但仍害怕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后会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尤其害怕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将破坏封建体统，损伤“天朝大国”的尊严。而且清政府对外国公使屡次访问太平天国天京心存疑虑，又把外国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间虚伪宣称“中立”误当成“偏袒”太平军，担心让“夷船”进入长江会促使外国与太平军相互“勾结”，出现对清王朝统治更加不利的局势。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清政府拒绝了三国公使所提出的侵略性要求。外国侵略者感到，如果不向清政府施行武力压迫，是达不到修约目的的。但是，当时英、法正在与沙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抽出兵力来到远东，一时尚无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虽然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恐吓，但其实力不足以单独对中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修约风波暂告平息。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英、法、美三国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仍然没有得逞。于是，它们决心寻找借口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用以发动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停泊于广州黄埔港的一只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2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该船是一艘属于中国人所有的走私船，曾在香港注册，但此时已过期。广东水师逮捕船上人员，本系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给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硬指此船为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扯落了船上所挂英国国旗，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被捕的人犯，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为避免事态扩大，向英方妥协，将所捕水手送交英领事馆。巴夏礼意在寻衅，故意刁难，拒绝接受人犯。10月23日，英国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舰闯入省河，攻占通向广州的水路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还在英国进攻广州之前，法国就制造了一个“马神甫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因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被地方官吏处死。法国政府抓住这一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英法军队攻占广州后，继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到达大沽口外，美俄两国公使也随同北上，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于是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英法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谈判。俄美公使假充“调停人”，单独和谭廷襄周旋，麻痹清政府。英、法军队在俄、美掩护下，做好了一切战争准备，于5月20日对大沽炮台突然发动攻击。炮台守军奋起还击，顽强抵抗，但因驻在大沽的文武官员对抵抗毫无决心，纷纷逃跑，致使大沽失陷。英法联军随即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城下，扬言要攻打北京。
清政府闻讯后，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在谈判开始时，英国提出公使驻京，“江路一带，至海之源，各处通商，并在各省任凭英国民人，自持执照，随时往来，英国在要紧地方设领事馆，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领事馆惩办”等要求作为议和草约的基本条件。8月11日，桂良等在英国胁迫下，顾不得咸丰的意旨，对英法完全屈服。但咸丰不同意全部接受英法的要求，他斥责桂良等说：“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命令他们再行交涉，并请普提雅廷出来“说合”，“杜其不情之请”。但是咸丰的愿望又一次落空，英国反而提出更多的要求。英国除更明确地要求公使“长远驻京”以外，还要天津开港、镇江、南京先立码头。到25日，英法逼桂良等接受他们所拟定的全部条款，一字也不予改动，中文约本的译文也完全由他们决定。咸丰无奈终于同意了英法的要求。
在谈判过程中，威妥玛、李泰国的态度特别蛮悍，动辄开口恫吓。桂良等在奏折中一再表示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桂良等在**威慑伏下，订立了《天津条约》。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附约一条。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附约6条。
美俄两国在“调停人”的名义下，早在中英、中法条约签订以前即6月13日和18日，已诱骗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俄约12款，美约30款，两国不费一兵一卒而从清政府取得许多权利。四国公使还与桂良等商定，第二年与中国互换批准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改变了以往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岸租房居住，买地建礼拜堂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