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阴影里的祖宗
如果从空中掠过北京，你会发现这座古老的大都市中心，有一组气象庄严的古老建筑，严密有序地占据了城市的中轴线，这就是被称为故宫的紫禁城。兴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紫禁城，至清朝灭亡的五百余年间，先后有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执政。漫长的五个多世纪里，这里是帝国的心脏，帝国的最高决策从这里发布出去，遥遥地指挥着广袤国土上的亿万兆民。
紫禁城众多的建筑中，有一座最为高大出众，那就是太和殿，民间习惯性地把它称作金銮殿。金銮殿上最显赫、最夺人心目的无疑是那把沉重无比、被称为龙椅的椅子。那张以现代人的标准看来，坐上去并不会觉得舒服的椅子，普天之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有资格把他尊贵的屁股放上去。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打进金銮殿坐北朝南，高踞于那把庞大的龙椅之上，是不少胸怀大志或腹藏野心者激**在心的绚丽梦想。
当后来被史家们称为崇祯或是明思宗的那个末代皇帝还是一个名叫朱由检的年轻人时，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坐到金銮殿的龙椅上，成为整个大明王朝唯我独尊的最高统治者。
多年以前，朱由检还是一个虚岁十一的少年，他站在距龙椅几步开外的地方，好奇地看着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峨冠博带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哥哥。朱由检抬起头天真地问：皇上，你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他的哥哥微笑着随口回答说：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对一个开国两百余年的大帝国的末代皇帝来说，在崇祯面前，是无数已经成为历史的传统，是一长串站在阴影里的祖宗。他们虽然已经先后辞世，但他们的影响却依然无处不在。更何况，对崇祯来说，他的这个帝位来得有点偶然，偶然得他并没有多少心理准备。
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更有史家进一步指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他的祖父神宗万历。因此我们检讨甲申之变，许多事情却要从万历时代甚至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说起。
大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一桩株连甚广的案件发生了，那就是史家们所称的胡唯庸案。胡唯庸早年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是朱的亲信之一。洪武三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此后，升至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张，胡唯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各地上报朝廷的文件，凡是对他不利的，一律扣压、销毁。大批趋炎附势的官员为求自保，纷纷向他重金行贿。这种过火的做法，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关注和不满。于是，就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对胡唯庸集团下手了：胡唯庸被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受其株连者达数万人之多。
胡唯庸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胡唯庸集团遭受灭顶之灾，更在于从那年起，朱元璋即宣布废除丞相制，并告诫他的子孙，“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丞相始于战国，为百官之长。秦朝时成为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以后历朝历代皆沿袭之。关于丞相的职责，汉初名相陈平曾下过结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助手，到朱元璋时代，丞相这一职位已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
丞相制的废除，是明代政治的一个重大特点。通俗地说，这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名符其实的专制政治，即皇帝亲自统率六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均由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体制，当然可以有效地防止曾引起朱元璋高度重视的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但同时也使皇帝成为整个帝国任务最重的人——通俗地说，废除了丞相之后的皇帝，相当于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总理；既是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总经理。《明史·职官志》对此的记述是：“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皇帝“自操威柄”的体制下，可想而知的一个既定事实是，如果皇帝想要称职——哪怕仅仅是基本称职——他也将成为帝国上下最忙碌最必须陷入无始无终工作的人，“皇帝实际上是将过去的君权与相权集于一身。这样，皇权的确是大大加强了，但需要由皇帝直接处理的政务也大大增加了”。明制，皇帝一天要上早、午、晚三次朝，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皇帝得三次和文武百官见面，既要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还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汇报作出相应的指示。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除了每天三次上朝外，其余时间还批示了各个部门送到宫内的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这些来自各部门、各地区的奏章，有的专讲一件事，有的则一个奏章讲几件事，综合起来，一共讲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这些事情，都得由朱元璋圣裁。
朱元璋乃最底层的草根出身，讨过饭，当过和尚，对如此之多事必躬亲的政务，也许并不觉得有多么麻烦和劳累。但等到朱元璋过世，他的已然由凤阳乡巴佬一跃而为金枝玉叶的皇子皇孙们，根本不可能像这个凤阳老农民看家护院那样兢兢业业地看护朱家的天下了。一旦这些继承者们也要像朱元璋那样事必躬亲，他们必将天天陷入永无休止的文牍之中，皇帝必将成为帝国最辛苦、最没有私人幸福生活的“劳模”，这显然不是朱元璋的继承者们所乐意做的。这个前提之下，内阁和太监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了。
内阁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些称为内阁大学士的文官，究其实质，就是皇帝的秘书。论品级，内阁大学士为五品，而六部尚书一般为二品，二者相差好多个等级。朱元璋时代，这些内阁大学士的确只能算是为皇帝提供服务和参谋的秘书，顶多算是顾问——皇帝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随时问问他们。皇帝要批示的文件太多，忙不过来，就由皇帝口授，内阁大学士们记录下来，这就叫“传旨当笔”。那时候，由于皇帝事事关心和精明过人，内阁大学士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朱元璋这个凤阳农民建构他的朱明帝国政治体制之初，大概也就是想通过皇帝在内阁大学士们的参谋与顾问之下事必躬亲，从而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以避免历代都有的丞相坐大、威胁主上的局面。但是，正如西谚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样，内阁体制不久就因朱元璋的继承者们自身的原因而渐渐走样。就好比一个接一个地照猫画虎，到后来就会出现离虎的真实面目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结局。
内阁权力的坐大，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不懂政事或是疏于政事。朱元璋以后，多数皇帝基本取消了一日三朝的坐班制度，不要说一日三朝，有的甚至几十年就根本没上过一次朝。不少朝廷大员在中央政府当了半辈子官，连皇帝长得啥模样也不清楚。皇帝和要员们不见面，政府又该如何运作呢？原来，内外的一应奏章，先由内阁大学士们审阅，并在一张小签条上写出他们的意见附在奏章之后，送进宫里供皇帝参考，当时称作“条旨”，又称“票拟”。皇帝亲自看过并参考之后，把内阁大学士们写的条子撕了，亲自用红笔批下正式的谕旨，称为“批红”或“朱批”，再由太监送到内阁交付执行。内阁拥有了为皇帝草拟批示的权力，其影响自然不是朱元璋时代的秘书加参谋可堪比拟，再加上明代中后期的几任皇帝都沉溺酒色，大多不理国事，内阁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到了后来，当皇帝们连批红的兴趣也不复存在，而是改由秉笔太监代他执笔时，这样，太监也渐渐接近了权力的中枢。太监一旦和内阁勾结起来，许多暗无天日的勾当就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据说，朱元璋在位时鉴于历代太监干政带来的无穷恶果，曾专门铸了一块铁牌，告诫他的继承者们严禁太监预闻国事。他本人在位期间，太监的确毫无政治地位可言。但耐人寻味的是，他此后的所有继承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太监有着不解的“缘分”，而且，中国历史上太监为患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也出在朱元璋不许太监干政的大明王朝。
传统既是一道看不见的藩篱，也是一种难以解脱的惯性。崇祯登上帝位之前，大明帝国积重难返的危机就早已存在。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炙手可热的权力，更是深远沉重的传统和传统之中的祖宗——祖宗代表着不可逾越的制度、规矩和惯例。这群阴影中的祖宗，与崇祯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他亲爱而古怪的祖父万历（神宗）。
大明十六个皇帝中，万历以消极怠工所创下的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和大臣们见面的纪录而闻名于世。有人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灭亡的最初崩溃作了精确的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他写道：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乃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高度概括。如果从更细微的方面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大明的灭亡，的确是在万历这位有着一个叫作“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的谥号的统治者那里露出苗头的。大明王朝的生理病变，也就是在这位明朝诸帝中御宇时候最长的皇帝手中开始癌变并导致最后死亡的。
具体说来，著名的梃击案便预示了病变的来临：
那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正当北京城的士庶都在为端午节而忙碌时，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就混进了东华门，溜进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守门的是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监，急忙上前阻挡。中年男子左右两下，几棍子就把两个老太监打得趴地不起了。之后，他竟然从容地径直闯进宫中，一直冲到正殿前才被闻讯赶来的太监们制服。
中年男子被慈庆宫的太监送到了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处。后来经过巡城御史审讯，中年男子招认说叫张差，三十五岁，是蓟州的一个无业游民，平日以砍柴为生。问他为何如此大胆地闯宫行刺时，这汉子交代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言语之间颇有些狂躁症的迹象。
像这种疯人闯宫的事件，历史上并不罕见，因此初审官员也就按照疯子闯宫定性，在所上奏文中称“按其迹，若涉风癫”。如果在其他朝代，或是本朝的其他时期，这件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这桩梃击案不但没有到此平息，反而被炒得沸沸扬扬，纠结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原来，万历共有八个儿子，但没有一个系正宫王皇后所生。按照朱元璋为子孙们立下的继承规矩，应该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也就是说，皇长子朱常洛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江山的继承人。但是，万历对朱常洛却十分冷淡，一直不肯立他为太子。事情的由来则是朱常洛的生母只是个普通宫女，当年，万历血气方刚时，偶然与她天地一家亲，没想到她竟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
以往的说法是，万历是一个虚荣的人，虽说他贵为天子，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皇位将由一个宫女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相反，出身高贵的郑贵妃才是万历的真爱。这也许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现在看来，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郑贵妃除了出身名门望族从而具备让万历满意的高贵血统外，在万历眼里，她还有朱常洛的生母王宫人无法相比的诸多好处——黄仁宇认为：“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爱屋及乌，万历对他和郑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也视若掌上明珠。反而是朱常洛，虽然从祖宗的法度来讲是最应该继承皇位者，但他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万历的承认，而一天天长大的朱常洵对他更是一种巨大威胁。
因此，朱常洛这位皇长子一直过得十分窝囊。他生于1582年，按本朝的惯例，他在几岁时就应当被册立为太子；但直到1601年，他已经二十岁时才得到承认，且其地位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明代是一个文官制度十分成熟的时代，文官集团有一整套的道德伦理以及祖制规矩调和着他们的行动。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并且随时显露出有废长立幼的企图，这和道德伦理以及祖制都是严重背道而驰的，没法不引起文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自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首次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开始，文官集团先后数十次向万历提出这一请求，却均遭拒绝。
万历的拒绝也是花样百出：万历十四年，申时行等首次提出册立太子时，万历以朱常洛年幼体弱为由，要求臣民们再等两三年。继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等人再次提出此议，并附带着将矛头对准万历宠爱的郑妃时，万历这次可没什么好脸色，他对劝立太子者勃然大怒，一把将奏章摔到上疏者头上，痛骂他们“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上疏者或贬极边，或被降职。
但一个成熟的文官体制并不会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迁或是降职而有根本改变，而且，维护祖制、忠君进谏这种事情是每一位自许为忠臣的文官们乐意而为的。倘若为此而遭到皇上的处分乃至廷杖，名声立刻传遍天下，被时人目为英雄。因而虽有前车之鉴，但南京和北京两地的官员们还是接连不断地上疏达百次之多，万历不是将这些人革职为民，就是当众进行野蛮的廷杖。
此后几年，万历对来自文官集团的要求他遵守祖制的奏事者一律无情打击，他曾经“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上书奏请者依然有增无减。万历无奈，只得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可到了这一年，他企图将皇长子常洛与三子、五子一并封王作搪塞，引起文武群臣强烈反对，才被迫答应明年春天先举行皇长子出阁讲学礼。此后，万历又抱定“待嫡”之说，说要等到皇后生子后再立——但皇后明明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等了几年，皇后当然也没法生出孩子，他又回到皇长子身体虚弱的老路上来。明人谷应泰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