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位长期不能确立，皇长子朱常洛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连太监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年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侍候他的太监们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围着火炉喝茶聊天，却没人给这位皇长子生火。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狐裘，冻得全身发抖。讲官郭正域实在看不下去了，气得大发雷霆，太监们才慢腾腾地出来生炉起火。
等到后来，万历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位太子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就连他的大婚万历也托病不去，闹得朱常洛只得和太子妃相对垂一把辛酸泪。这位倒霉的朱常洛太子，就是崇祯的生父光宗。
当张差莫名其妙冲进太子的慈庆宫行凶的梃击案发生后，虽然一开始被认为是疯人闯户，事出偶然，但一部分早就对万历宠爱郑妃、冷淡太子不满的文官却认为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刑部主事王之寀认为：张差定非疯人，而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和刘成一伙的指使，意在“谋危太子”，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一时间，群情哗然。
面对汹涌的舆论，万历不得不亲自出面。他下旨谕内阁，为此案定性为：“张差身无寸铁，的系疯癫，不许妄扳，诬陷无辜。”
万历公开表态之前，太子朱常洛也认定张差梃击东宫必有主使，而万历得知太子的看法后，勃然色变。太子闻知，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并跪在地上，连说三遍，“儿岂敢得罪于天地。”
万历为了向外界表明他与太子之间并无隔阂，以封众臣之口，特地让太子带着皇孙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和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在早朝时与大臣们见面。这次见面，又发生了令人恐怖的一幕：正当万历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表现一个父亲和祖父的亲切慈祥时，御史刘光复想拍万历的马屁，当庭尖着嗓子不知喊了一句什么，处在极度烦燥之中的万历没听清这位臣子喊的是“陛下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以为这些该死的文官又在顶撞或是嘲笑自己，不由得龙颜大怒，命护卫太监将这位倒霉的御史当场打个半死，后来以大不敬之罪处了极刑。
总之，这件糊里糊涂的梃击案，后来以处死张差和庞保、刘成三人了事。到底张差是有人指使还是疯癫发作，当时的人都无法搞清楚，今天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一事件无疑向整个帝国的臣民们表明，当今圣天子与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臣要坚持祖宗家法，万历则“欲以神器酬晏私爱”，即因爱郑妃而欲立福王。两者相争，最后是祖宗家法和文官的执着打败了皇帝的无上威权。万历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当大臣们为了争夺太子册立而使他不快时，他采取了两千多年来皇帝中最独具特色的办法进行还击：罢工。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他的这种消极怠工当然没有通过圣旨表露出来，但他的臣子们无不一清二楚。在梃击案前后，这种势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得不册立自己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之前，万历想和臣子们打一场持久战，企图用长时间的消极怠工和威逼利诱来迫使文官集团屈服。最终他失败了。他的失败显然伴随着他的怨恨，这种怨恨导致了他进一步的怠工，进一步故意与文武百官闹别扭。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臣子们快意了，这样的情形竟维持了将近三十年！自从1585年以后，除了仅仅于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坟墓外，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万历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记录。这个活死人式皇帝的离奇生活方式，以至有人怀疑他可能染上了毒瘾，躲在深宫里抽大烟。但史实更多地表明，他并不吸毒，而是在躲避，在罢工。
当时，臣子们的抗议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入宫中，万历根本不加理睬。他明白，只要他在奏章上加上任何一道朱批，不论是激烈的指责还是冷静的分析，不论是惩罚还是表彰，都只会招来臣子们貌似忠诚的批评，这正好中了文官们的奸计，使他们达到沽名买直的目的而又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大气的胸怀。故此，《明史》称，“时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怠工造成的恶果是无法计算的，《明史·田大益传》中称：万历三十年，“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请简补，亦不听”。我们平常只听说某个时代官员太多，像高级官员差缺如此之多的时代，的确是万历皇帝所创造的奇迹。
此后，这种奇迹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610年，中央政府六个部，只有刑部才有长官（尚书），其他五个部全没有。六部之外的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则空缺已达十年以上。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要有一百一十人，但此时只有区区九人而已。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任的数千名文武候补官员无法赴任，长期滞留北京。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都被关在监狱里，有的长达二十年之久也没有人问过一句话。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们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万历皇帝号哭哀求，连路人也跟着他们哭。但万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内阁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万历充耳不闻。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万历不理不睬，官员们的辞呈也同样置之不理。内阁大学士李廷机年老多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万历却一个字也不批示。最后他不辞而别，万历也不加追问，好像从来就没有这回事。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遭到惨败，阵亡将士数万人，开原和铁岭相继失守，沈阳危在旦夕，北京为之震动。败绩传到北京，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万历批准增发援军，急运军饷，万历依然不睬。大臣们又转到思善门痛哭，同样没有任何结果。首辅叶向高曾在愤怒之余给万历写了封辞呈，并警告说：“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万历四十八年，即公元1620年，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工作最为懒惰的皇帝万历终于一命呜呼，他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金銮殿上的龙椅和一个江山凋敝、吏治腐败的烂摊子。接替万历登基的，便是崇祯的父亲朱常洛。然而，尽管历尽三十余年艰辛才登上皇位，但朱常洛这个倒霉的家伙继位仅一月便病死了。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因很不体面：登上帝位的狂喜使这位多少年来一直“克己复礼”的家伙昼夜**乐，结果很快就搞垮了身子，乃至英年早逝。一个月内国家即遭遇两次大丧，大明王朝不可不谓风雨动**。接着继位的是朱由校，也就是崇祯的哥哥，史称天启。作为皇帝，天启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记忆是擅长木匠活和重用魏忠贤及乳母客氏，从而使太监干政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
客氏是天启的乳母。由于从小缺乏母爱，天启对客氏感情很深。等到他登上帝位后，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兄弟和子侄全都加官晋爵。天启既已成年，又位登九五，把客氏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乳母继续留在宫中是完全不合礼数的。天启却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不仅不把客氏礼送出宫，还对她言听计从。而客氏的“菜户”（明代宫廷中与宫女相好的太监被称为某宫女的“菜户”），即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之一，魏忠贤的发迹几乎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异数。史称，魏忠贤少年时乃一街头混混，一次与其他混混斗殴时，被人打了个半死。躺在吱吱作响的木**，魏忠贤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找一个能走捷径的办法。于是他愤而自宫，并改名李进忠，托人走路子进入宫中当了一名小太监，直到有了一定权势后，才恢复本名本姓。
进宫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魏忠贤只是一名低级太监，有朝一日能把持国柄完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的幸运来自他得到了天启乳母客氏的赏识。在天启的亲自主持下，魏忠贤和客氏结为“对儿”——所谓对儿，是指宫中的太监和宫女结成名义上的夫妻。这样，魏忠贤正式成为客氏的菜户。
这只是魏忠贤得以走向干政道路的最初条件。以后的条件，一方面得自于他本人的精明，另一方面也得自于天启对治理国家的极度没兴趣。由于父亲朱常洛几乎一直遭到祖父万历的冷落，天启少年时并没有受到过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良好的皇家教育，他一直是个任性的野孩子。他最擅长且最酷爱的事情是木匠活。可以说，他的木匠活在少年时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估计当时要是举办一次木匠活大赛，他绝对可以拿金牌。史书上称：“熹庙（即天启）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登上皇位之后，他对日理万机的皇帝生活极度不适应也不喜欢，他想要干的事就是回到后宫，带领一群也懂木匠活的太监朝夕营造。
为了心爱的木匠活，天启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为自己打点大明帝国这桩大生意。这个信得过的人，他认为最佳人选就是他尊敬的乳母客氏的菜户，同时也是看着他长大的魏忠贤。为此，他任命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这是明宫数万太监中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职务。明朝太监机构共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职权最大的就数司礼监。司礼监秉笔的工作，就是代皇帝批示奏折。可笑的是，这个需要引经据典、天天和公文打交道的职务的出任者魏忠贤，竟然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以文盲而为皇帝代批奏折，遍考古今中外，也鲜见第二例。一旦被一个毫无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的皇帝授予了以他的名义对军国大事作批示的权力后，事实上，这个帝国已经成为被授权者的囊中之物。
魏忠贤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有效地掌控天启的心思。他总是在天启做木匠活最投入的时候跑去向他请示某事该如何处理。天启不耐烦地说，你们用心去办就是了，我已经知道了。于是，魏忠贤得以按自己的意志来操控权力。
魏忠贤领导的是一个阉党集团，其成员不仅包括太监，还接纳了来自各个阶层的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这个集团最核心的部分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中的核心，由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主谋议；五彪由武将组成，包括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十狗则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
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与魏忠贤集团势同水火，魏忠贤当然容不下他们的存在。他最先开刀的是名将熊廷弼，并以熊为引线，将东林党诸多重要人物一网打尽。他指使手下指控熊贪污，当一些东林党或其他有正义感的官员为熊辩护时，魏忠贤称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的重贿。于是，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在内的大批东林党在京官员，纷纷被捕入狱。
酷刑下，这些人全都按审讯者的意图招供了。他们之所以自认其罪，一则受不了重刑，二则希望按明朝惯例，犯人一旦招供后，就应由暗无天日的锦衣卫送到国家正式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事情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招认了各种罪名之后，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地得到转移，而是继续三天一次的刑讯逼供，追索莫须有的赃款。结果，严刑拷打下，这些可怜的官员们全部死在锦衣卫的大牢里。杨涟的尸体抬出来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的装有泥土的口袋，他的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魏大中的尸体一直蜷在牢里，直到生蛆以后才通知家人认领。
不仅朝廷官员遭到魏忠贤集团的无情打击，就连与朱明皇帝沾亲带故的皇亲国戚甚至也不能幸免：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李承恩，家里藏有他的母亲从宫中陪嫁的器具，魏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
魏忠贤倒台之前两三年，全国性的恐怖政治已然形成：四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喝高了，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吭声。这时，东厂特务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剥皮，不敢吭声者受奖。史书称，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一面是血腥镇压，一面是歌功颂德。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发明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独特歌颂形式，魏大喜。于是“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此例一开，各地想拍魏忠贤马屁的官员们争先恐后，为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建生祠如同一场政治运动风靡全国。短短一年之中，共建生祠四十多处，其中有两处甚至建到了安葬大明帝国缔造者朱元璋的孝陵和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旁边。这些生祠里，供奉着魏忠贤的偶像——当时称作“喜容”，喜容用名贵的檀木雕塑而成，一副帝王相，外穿冕服，腹充金玉。生祠落成后，文武官员集体向喜容行五拜三叩大礼。生祠大门两侧，高悬着吹捧魏忠贤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最离谱的是，监生陆万龄竟向朝廷提出，鉴于魏忠贤功高盖世，应当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生父配孔子之父启圣公，共同接受后人膜拜。蓟州知州胡士容因为不为魏忠贤的生祠写颂词，遵化知州耿如杞因为进魏忠贤的生祠时没有下拜，都被下狱论死。这样一来，凡是想活命的官员都只得异口同声地歌颂魏忠贤。明朝宗室楚王朱华煃、中书朱慎以及皇亲丰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孙国桢、杨维和等人的所有奏章，在提到魏忠贤的时候，都只称“厂臣”（魏提督东厂，东厂系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而从不提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代为皇帝草拟的圣旨中，都称“朕与厂臣”。山东捕获了一只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了它的像向朝廷报喜，黄立极等人批示说：“厂臣修德，故仁兽至。”
对这种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投靠，扬州知府刘铎的说法很具代表性，他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相干？晚明士大夫的集体无耻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已经超过了魏忠贤作为权宦而作恶的恶果本身，上升到了知识分子人格扭曲这些形而上的层次了。
当是时也，欧洲人正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后金拼命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明王朝的大多数官员，却在集体向一个口含天宪的宦官变态地摇尾谄媚。
即将从哥哥手中接过这如同一锅煮沸了的粥一般混乱局面的人，就是一向以励精图治自勉自励的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