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条分缕析的内因相当多，但崇祯在位十几年里最头痛、始终也没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是后金（清），第二是农民军。在这两大敌对势力周而复始、此起彼伏的折腾下，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一同心力交瘁，直至彻底崩溃。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视线再回到甲申年的北京之围吧。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城照例又刮起了春季常有的风沙。这是一座已经陷入惊恐之中的繁华都市。城外，李自成的农民军连营数百里，北京城已是一座任人宰割的孤城。城内，面带菜色的士兵们有气无力地徘徊在城墙上。紫禁城里虽然人来人往，但所有人的脚步都放得很轻，生怕弄出一点响动。他们的皇帝崇祯却一反以往的庄重严肃，一会儿莫名其妙地发笑，一会儿又拿起御案上的墨，在砚台里一阵乱磨。
这天上午，一个叫杜勋的人在城下叫嚷着要城上守军缒下一人商谈事情。守城的太监和一些将领都认识杜勋，此人本是颇受崇祯重用的太监，此前被崇祯派往山西监军，却在大同投降了李自成。守军反要杜勋上城说语，提督太监王承恩将杜勋缒上城头，并带他去见崇祯。
杜勋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商谈呢？崇祯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和崇祯一起接见杜勋的，是内阁大学士魏藻德。杜勋没有对他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径作任何解释或者说表示一番礼节上的悔恨，反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
原来，杜勋是来给李自成充当说客的。他向崇祯转达了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割西北地区给李自成，“分国而王”，并犒赏军费一百万。如是，李自成就带兵退往河南。据说李自成还表示，如果他一旦受封为王，愿意为朝廷扫平其他农民军，甚至帮助抵抗后金的入侵。——李自成提出这样的议和条件，有些令人不解，他的数十万久经沙场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北京的易手和大明的灭亡只是朝夕之间的事，他为什么要提出如此便宜崇祯的议和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篇章里分析。
对李自成提出的分国而王并劳军的议和条件，崇祯怦然心动，尤其是杜勋在一旁不断地劝说。然而，崇祯之所以是崇祯，乃在于他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他不能容忍一个被他目为反贼的人和他讨价还价，逼迫他订立城下之盟。当然，他也明白，李自成的主动议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崇祯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魏藻德，希望由他来“说服”自己。他对魏说：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
可是，魏藻德这只官场老狐狸却不愿意担当和反贼议和的风险——崇祯十数年来对朝廷重臣的翻脸无情，想必给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对崇祯急切的问话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崇祯着急了，“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又接连几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藻德终无一辞”。崇祯只得无可奈何地告诉杜勋，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勋刚走出门，暴怒而又失望的崇祯一把将龙椅推倒在地，愤然入内。
哪怕命悬旦夕之间，崇祯也不肯答应对手提出的相当优厚的议和条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崇祯的人生观里，和反贼议和，或是给予反贼任何方式的同情，都与他高贵的皇室血统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与此相似，还有多年来与后金战与和的首鼠两端。其实，早在农民起义才刚刚萌芽时，崇祯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绥靖和安抚。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善于忍耐的人。大思想家孟子曾经代替他们说出过他们的人生理想，这理想简单得令人伤感：丰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头能混饱肚皮；灾荒之年，不至于饿死在沟壑之间——孟子把它总结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到了无路可走，只能眼睁睁饿死的地步，中国农民都心甘情愿地当朝廷的顺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获的绝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只要余下的粮食能够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标准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他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就已经是王道乐土的盛世了。
然而，很多时候，他们这一点可怜的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也得不到满足。这时候，他们就只好铤而走险了——反正饿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毕竟造反还有几顿饱饭吃，还可以多活几天，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正当崇祯的哥哥天启在九重飞檐的深宫里兴致勃勃地干木匠活时，远在北京之外的陕西发生了一场致使庄稼颗粒无收的大旱。陕西原本就地薄民穷，这样的大旱无疑让老百姓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地方官根本不顾农民死活，各种苛捐杂税统统照收不误。这是天启七年（1627）的事情。这一年的上半年，大明帝国由天启统治；这一年的下半年，大明帝国转移到了崇祯手里。
陕西澄城知县叫张耀采，他所管辖的澄城是全陕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然而张县令不仅不对饥民进行赈济，反而“催科甚酷”，于是导致了“民不堪其毒”，终于被逼上梁山的后果。俗话说兔子急了都要咬人，何况是走投无路的下层百姓呢？
澄城一个叫王二的人悄悄纠集了数百个再也看不到当顺民希望何在的农民，他们聚集山上，以墨涂面。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大喊：我敢杀！如是者三，像出师前的宣誓。接着，王二就带着这数百人闯进县城，杀死了张知县，从此啸聚山林，专门和官府作对。这就是陕西民变的开始。
崇祯继位后，认识到陕西民变的严重性，派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鹤临行前，崇祯召见他，问他治陕方略。杨鹤表示要以清慎自持，抚恤将士，安抚饥民。崇祯对此默许，支持杨鹤对民变队伍进行招抚。但他仅仅拿出了十万两银子让人前往陕西赈济灾民、安抚民众，结果可想而知。招抚很快宣告失败，崇祯也就逐渐放弃了招抚的想法。崇祯三年，御史王道直上书崇祯，认为“盗起于饥”，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民变，最好的办法是“请益发兵饷银买米，一从保德州河路，一从洛宜陆路，赈延绥，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杨鹤和王御史都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些民变几乎都是由于饥民面临饿死的绝境才铤而走险的。如果官府出钱救济他们，无疑就给了他们生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由“贼”变民，民变也就能得到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因而我们可以断言，此时崇祯倘肯稍作让步，只需要拿出百十万银两来赈济饥民，将变乱消弭于兴起之初，后来多半不会那么快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的农民军直接威胁大明基业。然而，对王御史的合理化建议，崇祯断然拒绝。
一旦拒绝了温柔的安抚，就意味着天下将卷入长期的战乱，也意味着崇祯亲手为大明王朝催生了掘墓人。
三饷是甲申年乃至整个崇祯时代的关键词，它像一把打开明清更替大门的钥匙，要想真正深入那段历史，三饷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道。
所谓三饷，乃是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合称。辽饷亦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即对付后金的军费。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三年（1630），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共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是用于镇压民变的费用，总数二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亩。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征，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则是崇祯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也是为了对付民变。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也就是说，崇祯年间臭名昭著的正常赋税之外的三大饷，其中有两饷就是为了对付民变。
辽饷、剿饷和练饷加在一起，每年作为定额达两千万两左右。这是三座沉重的大山，把它比作杀鸡取卵还不够准确。事实上，由于加派三饷，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因走投无路而加入到民变的农民军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加派剿饷和练饷是为了筹集足够多的费用来平定民变，然而费用的筹集过程同时也是激发民变的过程。一方面在努力平息民变，一方面又在努力激发民变。这个奇怪的悖论，崇祯到死也没有搞懂。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他以当时福建的情况举例说，每亩上等农田产粮食不过三石，折合银子大约一二两，即便是粮价暴涨的年头，最多也不过值五六两，但为此要交纳的各种赋税和三饷之类的加派却高达十余两——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起早贪黑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最后的报酬竟然是负数！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崇祯十年（1637），赋税增加了六倍多。
总之，三饷和各种赋税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推向了三条路：一是饿死，二是造反，三是逃亡。河南的一个知县统计该县崇祯十四年（1641）的户口情况是：原编户一万零三十五户，死绝者八千零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两万零三百二十五丁，逃亡和死亡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也就是说，户数仅存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丁数仅存原来的百分之十！
崇祯统治期间，先后有好几位大臣就停止加派三饷给崇祯上疏，然而停止加派三饷，就意味着财政运转困难。为此，大臣们把目光瞄准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叫作内帑的钱财。所谓内帑，那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人财富——在天纵英才的皇帝那里，天下都是他的，他还要私人财产做什么呢？然而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外，几乎个个都有一大笔内帑，而崇祯内帑之丰富，在明朝诸帝中数一数二。
要让崇祯把他的私人财产拿出来充公，相当于剜他的心头肉。尤其荒唐的是，崇祯时代最受重用的大臣周延儒，最初之所以得到青睐，竟是因为关键时刻为保卫崇祯的内帑说了一番深得圣意的话。
崇祯元年，名将袁崇焕守锦州，他向崇祯上疏请加紧派发军饷。其时，辽东军队已因长年欠饷而面临哗变险境，此前即发生过索饷士兵将辽东巡抚毕自肃绑架后打得满面流血的恶性事件。崇祯一看是要钱的奏章心里就不痛快，崇祯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是那位被士兵打得鲜血淋淋的毕自肃的哥哥，毕自严诉苦说国库空虚，只能慢慢筹集。有人又建议皇上动用内帑。崇祯很不高兴：我的内帑和国家的国库，都是万民脂膏，原本是要用来保家卫国，安定江山的。如果拿去花了真的有用，我不会吝啬。这时，早就在一旁察言观色并准确把握了崇祯私心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说：“国家最忌，无如关门。过去只是防卫后金入侵，现在还要防止士兵哗变。前次宁远士兵鼓噪，不得不发饷给他们，今天又鼓噪起来，要求皇上发内帑，如果边防各地的军队都这样干，那要闹到什么地步？”
崇祯一听，忙问，那你认为该怎么办？周延儒说：“臣非敢阻皇上发帑，此时安危在呼吸间，固当与之，然非常策。还望皇上集廷臣，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
只要不拿出自己的内帑，崇祯当然愿意听取周延儒的建议从长计议。不久，袁崇焕又再次上疏请饷，周延儒的见解再次深合圣意：“军士要挟，不只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崇祯听得不断点头：“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岂遂至此！”——皇帝和高级官员们在京城里坐拥金山银海，却要求守卫边疆的将士罗雀掘鼠。但长年半饥不饱的士兵们显然没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们纷纷选择了逃亡或是哗变。
周延儒罗雀掘鼠的论断“深契圣心”，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内阁，后来升任首辅，同时也是崇祯时代任期最长的首辅。
但这位善解君意的首辅并没得到善终。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军入塞，深入山东一带。那时清军还没有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意思，入塞不过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就在清军满载而归准备出塞回东北时，首辅周延儒主动向崇祯提出他愿意带兵出京御敌。周延儒充分分析过形势，清军志在把掠到的人财物送回东北，必然无心恋战，只要把清军送出长城，就可以坐得保卫京师的大功。崇祯对周延儒的主动请缨甚是高兴——首辅亲率军队深入一线作战，有明一代，还不曾有过先例呢。
周延儒率军出城后，按他的如意算盘，反正清军早晚都要出塞，只要尾随在后拖延时日就行了。为此，他每天只是和幕僚们饮酒作诗——周延儒当年乃状元出身，算是一等的文人。果然，清军真的一路扬长而去，并没有半点进攻北京的迹象。周延儒把各路军队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平民百姓斩首，向崇祯汇报说与敌激战后斩获数百骑，已将清军驱逐到塞外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