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至大学士的魏藻德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人生将会以夹棍收场。他的如意算盘是如何在新政权继续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没想到却被新政权投进了大牢。他从窗缝里对看守高喊：如果要用我，不管如何用都行，把我关起来做啥？按规定，他要交纳的银子是十万两，但他只交出了一万两，被农民军严刑拷打。农民军用夹棍夹住这位前朝红人，刘宗敏责问他，你位居首辅，为什么造成天下大乱？魏藻德说，我本是书生，不谙政事，加上先帝无道，所以才弄得不可收拾。刘宗敏怒骂：你以书生考中状元，不到三年就升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污蔑他无道！——刘宗敏的怒骂，隐约让人感觉到，这位大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李自成一样，对崇祯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等到刘宗敏离开的间隙，魏藻德向刘宗敏手下的王旗鼓讨好，说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王旗鼓想必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对魏藻德此举实在鄙视之极，一边骂，一边用脚踢。此后，对魏藻德的拷掠更加厉害，五个昼夜下来，夹棍竟然夹破了魏的脑袋。魏死后，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起来追赃。看样子这位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好的高级昏官真的没有多少银子。他儿子表示，如果魏藻德不死，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贷，现在根本没办法了。话音刚落，就被农民军挥刀砍杀。
李自成围北京时，襄城伯李国桢被委以守城重任。城破后，李被活捉。李自成斥责他说，你受崇祯重用，崇祯对你的恩宠远远高于其他官员，你既不能坚守，又不能死节，你他妈到底想做啥？李国桢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自成大骂：误国贼，你还想求生吗？骂毕，送往刘宗敏府中，几天后也死于追索银两的拷打。李的妻子也被农民军抓获，这个可怜的女子被剥光了衣服，一个农民军士兵把她赤身**地抱到马上，一边纵马狂奔，一边高呼：看啊，这就是襄城伯李国桢的老婆！
嘉定伯周奎是崇祯的岳父，崇祯自尽前曾让儿子们前往外祖父府中躲藏。但周奎对太子的呼喊无动于衷，根本不开门。同样是这位国丈，当崇祯号召高级官员们为国募捐时，他却百般推辞。前往周府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事情果如徐太监所料，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棍的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而一个月前，他捐给国家的是区区数千两。
考察历史的诸多细节，我们可以断言，农民军在对业已被推翻的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们拷掠和侮辱时，一定感到了某种难以言状的扬眉吐气。然而，治理国家需要的不是匹夫式的快意恩仇，而是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高瞻远瞩。可惜，具有这种高瞻远瞩水平的人，大顺军里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便有，也没有能力让大顺军这列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回到轨道上来。
李岩和宋献策是大顺军中不多的两个对拷掠百官持谨慎反对态度的人。李岩是武职，刘宗敏给他分配了必须拷掠出的银两数。对此，李岩不愿意像刘宗敏等人那样严刑峻法，由于追索到的银两较少，不得不用自己的家产来充数。宋献策是文官，是谋士，向主公进谏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很委婉地用天象示警告诫李自成：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依照古代中国的传统，一个哪怕混世魔王性质的造反者，尽管敢于推翻政府，但对高高在上的苍天，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敬畏。对宋献策的劝谏，李自成此后要求刘宗敏：“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李自成对刘宗敏说这番话时，其背景是李前往刘的府第，看到宽大的院子里用夹棍夹了数百名官员。有的在有气无力地哀号，有的则连哀号的力气也没有了。其情其景，惨不可状。对李自成的命令，刘宗敏当然遵守，他下令把勋臣和皇亲国戚从府中押出，拘禁在民舍中，至于其他的普通官员则全部释放。然而，此时已经晚了。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灾难的渊薮就已横空出世。
如果令人闻风丧胆的夹棍只是针对魏藻德、李国桢和周奎这样的误国高官贵戚，农民军的拷掠行动未必就不能被当时的百姓和后来的史家理解。但问题的关键是，拷掠行动一旦开始，到底该拷掠到何时、拷掠到何种范围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就是拷掠扩大化和最终的无法收场。可以这么断言，当拷掠的对象从明王朝高级官员扩大到民间的富户甚至普通人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就走上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之路。以貌似正义之举的拷掠百官为开端，大顺农民军这支刚进城时秋毫无犯、曾令京师吏民不胜欢欣的队伍很快就裂变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嗜血狂。他们抢掠、拷打的对象，很快从高级官员扩大到一般富户，再进一步扩大到了寻常百姓。
《甲申传信录》说，大顺军队刚进京师时，初入民舍，还只是借借锅灶和床榻之类的生活用品而已。很快，他们闯进居民家中，声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面对这些刀鲜剑亮、如狼似虎的征服者，倒霉的居民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流寇志》记载得更为详细，该书说，大顺军进京后，先将兵器火药搜取一空。出于安全考虑，这么做是必要而正确的。接下来，就开始要求居民无偿提供饮食。市民中没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强制性地配给大顺军人。“**杀戮，备诸暴酷。赀财既罄，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箠挞之，往往立毙。”牛金星和顾君恩担心这种做法将要激起民变，两人前往刘宗敏府中劝他约束士兵。作为大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回答说：“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扰，闭门分剿，不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
刘宗敏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现在天下已经打下来了，天下百姓都是板上的鱼肉，可以任意宰割，只要把军队笼络住，尽量满足他们的欲望就行了；其二，老百姓要是敢反抗，只要派出军队镇压就万事大吉了；其三，现在军队庞大，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如果不向民间强取，又到哪里去筹办呢？
一支拥众近百万的军队的二号人物竟然说出如此混账的话，这支军队被大浪淘沙般地击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般说来，一个政权一旦对民众实施竭泽而渔的掠夺时，贪污腐化就将是这个政权的必然伴生物。《明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大抵符合历史事实。但它符合的历史事实仅限于李自成进京之前，他自己衣着简朴，吃粗粮，穿旧衣，给人一种拒绝腐败的良好印象。进京后，他虽然不腐败，却纵容部下腐败，或者说对部下的腐败听之任之，姑息养奸。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比个人腐败还要严重还要可怕的集体腐败。
据学者估算，李自成通过拷掠明王朝官员和京师富户，一共得到了总数高达七千万两的被称为助饷的白银。与此相比的另一个数字是崇祯加派的三饷，其总数不到助饷的三分之一，即只有两千万两左右。两千万两三饷的征收对象是全国，而李自成搜刮的助饷的对象仅限于京城。两千万三饷已经成为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导火索，高达七千万的助饷给不幸身处甲申之变的北京吏民带来怎样的灾难，这是无论怎样想象都不为过的。
大规模的拷掠给大顺军上下人等带来的是大量社会财富，即便一般士兵，“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一般士兵尚且如此，那么李自成这样的高级将领又如何呢？刚进京师，李自成和其他高级将领首先瓜分的是当作战利品的后宫宫女，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等几个主要将领各挑了几十位姿色绝佳的宫女，牛金星和宋献策等人也分别得到了数量不等的宫女。至于一般军官，则往往配以明朝皇亲国戚和勋臣们的女眷。如前所述，农民军攻下京师时，大约有数以百计的皇亲国戚和勋臣自尽，他们遗留下来的财富被充作军饷，他们遗留下来的妻女，则一律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分配给农民军一般将校。那些分到年轻美丽女子的，往往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老年女子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运气不好。
梁山好汉阮小五还在石碣村打鱼时，最向往的事情莫过于像打家劫舍的好汉那样“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其实，举凡具有草莽气者，只要条件许可，都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心向往之。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李自成亦然。虽然《明史》记载他吃的是粗粮，穿的是布衣，但那时造反还未成功。既至京师到手，在他看来，自然算大功告成，尽管还不至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但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豪放生活却是不容置疑要有的。
关于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吃酒的一则笔记说：“（李自成）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宋执礼恭，闻呼则避席而答，余贼杂坐，觥倾酒，手攫食。宗敏时呼大哥，闯贼无如之何。”这种聚众欢饮的场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它隐约向我们表明，哪怕已经推翻了明王朝，哪怕已经把北京控制在手中，但无论心态上还是行为上，李自成都没有做好一个治理国家的开国之君的准备。他还停留在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江湖好汉的层面。
李自成如此，他的部下也差不多。牛金星是大顺军中最热心张罗李自成登基即位的人。因为他知道，只要李自成登基，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不二人选。直到吴三桂拒绝招降，李自成不得不亲征吴三桂时，留守北京的牛金星依然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他“具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限商人三日开店，弛九门出入之禁”，俨然就是一个盛世的太平宰相。至于早就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心腹之患，他迟钝得毫无感觉。
顾君恩是李自成的另一个重要谋士。在襄阳时，他曾献策说服李自成先取西安再伐北京，应该说是一个有远见有胆识的人。即便是他，也在进城的考试中不及格。他像个无赖一样把脚放到吏政府（即吏部）的案桌上，也不戴头巾，喝得醉醺醺地令娈童唱小调取乐。另一位谋士宋企郊劝他注意形象，“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放”。他讽刺说：“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
刘宗敏是武将之首，也是仅次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二号人物。进京之后，这位二号人物的主要工作似乎只有两件，其一就是前面说过的拷掠百官以追银两，其二是搜罗美貌女子丰富业余生活。他偶然听说一个叫陈圆圆的女子乃天下之绝色，经多方搜求，打听到陈圆圆乃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爱妾，住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家里。当时，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已基本接受大顺军提出的受降条件，正从山海关开往北京，拟降于李自成。但刘宗敏仍然毫不犹豫地逮捕了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的父亲。刘宗敏此举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反水，使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关外的清人借兵，最终导致的则是清军入关并定鼎中原。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占据京师的李自成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说没做好的事情有四件：
第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军中最能征惯战的王牌，它还守卫在山海关，还处于东摇西摆的骑墙状态，而吴襄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一家都在李自成手中。这正是招降王牌军的王牌，李自成做了，却做砸了，做砸的原因是他的助手刘宗敏的轻率之举；
第二，虎视关外的清军随时可能入关，是战是和，李自成完全没有考虑；
第三，即便南京政府为了谁继大统而忙于内讧，一时间还不可能派军队北伐，但农民军与南明的势不两立是必然的，李自成应该趁着南明的混乱南征；
第四，农民军一下子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地盘，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
以上四件，任何一件都比拷掠追索金银财宝重要十倍百倍，可惜的是，人在深宫的李自成没能看到，他的谋士们和将军们也没能看到。他们只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叫作北京的花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