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掉进米缸的老鼠
关于李自成，我以为本节的标题虽然稍嫌刻薄，但用来概括李自成所提供的历史悲剧却很妥贴——李自成是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一只老鼠偶然间掉进了盛米的缸子，先是惊，继是喜，接着就是疯狂大吃。等到把米缸里的米吃得差不多时，才猛然发现要跳出空****的米缸已经十分困难，它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坐以待毙——要么在米吃完之后饿死，要么被闻讯赶来的米缸主人打死。
攻下北京的李自成其实才走完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他还有许多甚至比打下北京城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和他的兄弟们都以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享受和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他们以为打天下坐天下也如同春种一斗粟、秋收万颗籽那样简单而顺理成章：既然此前的几千个日子都过着刀头舐血的担惊受怕的苦日子，现在皇帝已死，大明已灭，紫禁城都在咱们手中了，还不该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吗？
郭沫若在那篇影响巨大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的悲剧作了这样的总结，他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入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史家们时过境迁的总结虽然可能一针见血，但总给人以表面和教条之感。真正要深刻触摸甲申年的中国之痛，更多的，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上去用心体察。
李自成进京时，崇祯已在煤山身死，文武大臣或自杀殉国，或惶恐不安地听天由命，由宫女和太监组成的皇宫则是一片大乱。最可怜的当数那些十来岁时就从全国各地选进宫中的宫女，这些几乎毫无社会经验的柔弱女子，完全就是一头头迷途的羔羊。当时，李自成军队呐喊着往宫内冲去，宫女们四散逃窜，在宫门外遇到农民军，只得沿路返回宫中。一个姓魏的宫女对众宫女大呼：“贼入大内，我辈必遭其污，有志者早为计。”说罢，魏氏跳入御河自尽，众多晕头转向的宫女被魏氏跳进御河卷起的浪花吓得清醒了——她们已然明白，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要想保全清白，只能步魏氏后尘了。于是乎，顷刻之间，二百余名宫女跟着魏氏跳河。
一个姓费的宫女没跳河，而是选择了跳井——可能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自尽。她刚跳下去，就被几个农民军嬉笑着用铁钩钩了出来。费氏长得十分美丽，几个农民军士兵一看，争着想把她据为己有。费氏见事情不对，赶忙宣称：“我乃长公主，你们不得无礼，否则我要到你们首领那里告你们！”农民军士兵没见过多少世面，被费氏唬住了，把她押着去见李自成。李自成也对这位自称长公主——也就是皇帝的姐姐或妹妹——的女子产生了兴趣，命令找太监来辨认。结果当然不是长公主。李自成便把费氏赏给手下一个姓罗的将领。大喜过望的罗姓将领把费氏带回营中，费氏说，我的确是皇家的金枝玉叶，不可能和你草率成亲，除非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否则我实难从命。罗姓将领以为费氏真的有皇家血统，甚是欢喜——虽然农民军一向仇视天潢贵胄，但一旦他们有机会与金枝玉叶结为连理，仍然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无上骄傲。这是人性的复杂，与农民军的立场无关。
罗姓将领为了讨得“长公主”欢心，大摆酒宴，喝得烂醉。当天晚上，费氏身藏利刃，等到醉酒的罗姓将领入睡后，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睡梦中的罗姓将领血溅洞房。事毕，费氏自刎而死。此事一夜之间闹得全北京城都传开了，李自成知道后大惊失色——据《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猜测，李自成之所以大惊，倒不是为罗姓将领之死，而是他曾一度想把费氏据为己有。诚如是，则身首两端的就不是替死鬼罗某，而是自己了。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在北京的短短几十天里都干了些什么，以至于一个足不出宫门的宫女要舍弃自己的性命干出这种玉石俱焚的事情呢——费氏死时只有虚岁十六，正是豆蔻一样的花季年华。可以想象，凭她的美貌，倘若真的嫁给罗某，等待她的肯定是比在宫中守活寡好一百倍的未来。然而，她却毅然决然地走了这样一条令人惊叹的人生之路。这其中一定是有些原因的，这原因，也许从进京后李自成农民军的所作所为上可以查找到蛛丝马迹。
牛金星和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算得上精英级别的人物。与草莽英雄相比，二人似乎要多一些远见。进京之前，两人就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再像以往那样攻下城池后纵兵抢掠。对此，李自成也欣然同意，并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李自成进城时，还特地拔箭去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宣称：“兵入城，伤一人者斩。”入城后，又在城内遍布告示，告示上明令“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告示颁布之后，有两个不信邪的士兵抢劫了一家绸缎铺，李自成下令“立剐于棋盘街”。这种令行禁止的做法立竿见影，原先对农民军持观望和恐惧心态的市民大为宽心，“民间大喜，安堵如故”。
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类的官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欢迎和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这倒不是李自成食言自肥，而是他的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明清鼎故的大变革历史而言，这种性质也决定了李自成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摧毁者，却不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他有能力摧毁一个旧时代，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事情得从两千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点说起。不论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抑或张角、黄巢，直至后来的王小波、李顺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身处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所率领的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庶几也是朝廷给予他们一个蔑称的重要原因，这个蔑称就是：流寇。政府的蔑称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农民军大抵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他们感兴趣的是冲州闯府，过五关斩六将式地纵横天下，却几乎没有考虑——或是即便考虑了但也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进一步建设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言以蔽之，支撑这些农民军纵横天下的物质基础，不是依靠他们的生产，甚至也不是他们占领区内的赋税，而是源源不断的掠夺。打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农民军有时候像蝗虫，它们从远处匆匆飞过来，肆无忌惮地吃光了所有能吃的叶子，然后又匆匆飞向另一个地方，寻找其他可供食用的叶子。
全面考察李自成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十几年征战史，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这支军队没有组织过任何像样的生产，也基本谈不上正常的赋税征收。不征收赋税的很大原因在于，这支队伍一直以“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作为吸引贫民百姓加入其中的最有效号召，一旦占领了城池就抹掉以前的承诺，这显然不利于农民军吸引更多的加盟者。这样，这支军队也就断了征收赋税来获取军费开支的重要途径。至于说恢复和发展生产，李自成即使在占据土地肥沃的湖北并在襄阳建制时也无所作为，更不用说以后挥师西进长安，继而又挥师北伐京城了。反倒是他的对手、以往被称为刽子手的孙传庭，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在陕西募兵屯田，做了不少恢复生产的有远见之事。至于明朝的建立者，同样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他明显要比李自成棋高数招。当他扫平江南时，没有急于称帝，也没有急于推翻元政府，而是采纳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即进一步消化已经占领的地区，把它变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官军和其他农民军的角逐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惜，历史的经验尽管就摆在眼前，李自成过于狭窄的视野却没能触及到它。
一支规模不是太大、还在全国各地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不靠生产，不靠赋税，只靠攻城略地后的缴获来作给养，似乎还有可行之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李自成要屡次攻打城高墙厚的开封，那是因为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的富庶吸引了他。但当李自成军队已经打下京师北京，从名义上讲完全推翻了明王朝，并打算建立中央政府，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时，再依靠这种缴获来供养一支庞大的队伍和一个打算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显然远远不够。
数十万大军蜂拥北京，原本就必须依靠漕运从江南运送大量物资才能维持局面的北京，这时的供应雪上加霜：一方面是需要供养的人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漕运的中断。很快，李自成这支大军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困境——即便是他最为器重的老营，也出现了“给老本米止数斛，马豆日数升，众颇怨之。老本者，闯号老营为老本也”。
在全军上下粮饷难以为继的窘境下，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把目光盯住了一个如此富有却又如此不合时宜的群体，那就是曾经多次被崇祯怒斥为个个该杀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
这样，甲申年最精彩也最荒唐的拷掠百官的闹剧上演了。
《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以一个小细节解释了李自成为何对故明官员百般拷掠和杀戮。故事说，李自成抓获崇祯的太子后，和他有一番对话。太子回答了李自成的问题后向李提出：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百姓。接着又预言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第二天，果然有大批故明政府官员前来朝贺逼死了他们君父的“流贼”李自成。面对黑压压磕头如仪的故明官员，李自成不由一声叹息：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
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也符合李自成草莽英雄见不得不仁不义之人的性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前面说过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几十万大军要吃饭，李自成这个当家人必须给他的兄弟们找一条出路。更何况，既然天下都已经打下来了，难道不该让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充分享受一把吗？
李自成于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入城，四天后的二十三日，故明政府官员四千余人进宫朝见李自成。这些前往朝见者，少数是被强迫的，多数是欣然前往、企图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牛金星从这四千余人中选出了九十二个，打算录用进新政权。这九十二名幸运者由东华门出来，被送往大顺政权的组织部——吏政府。余下的四千余人，由西华门押出。官员们战战栗栗地排成几条长队，从宫里鱼贯而出，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农民军士兵，雪亮的刀剑全都出了鞘。这些官员被押出宫后，分别送到了刘宗敏和李过的官邸中关押起来。
也就在同一天，李自成发布了一道对明政府官员们来说杀机顿现的诏书。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认为殉国的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反倒是明朝的臣子们大多是贪官污吏，一个个结党营私，从不对国家尽忠，“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尽”——意思是说，这些官员们勾搭成奸，朝廷的威严都被他们一天天地破坏掉了，对宗绅富户巧取豪夺，民间的财富都被他们搜刮个精光。
既然官员们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替天行道的农民军自然有最为正当的理由要求他们吐出来。何种级别的官员该吐多少银两，大顺政权也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规定：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这些被押为人质的官员，如果识相地认捐，就由士兵押往其家，付清银两后可获自由。若有一言分辩或是讨价还价，或是表示无力交纳的，统统施以夹棍。
夹棍由三根等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再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施刑者向两边拉绳，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等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这些昔日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明王朝中高级官员们，除了极少数人如愿以偿地在新政权谋得一职外，绝大多数都被送往刘宗敏和李过等人的府邸品尝夹棍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