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亲者痛仇者快的凌迟
很显然，在崇祯时代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那种负有独当一面重任的高级官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前面我们业已列举过崇祯朝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的名单，那一数字或许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朱元璋时期，吏治甚严，高级官员常因一点小事掉脑袋。当时的官员每天下朝回家，总要痛饮一番，以庆祝又苟活一日。这事见诸史料，有点夸张。但崇祯朝的高级官员，虽然不至于如此夸张，却也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洪承畴在打定主意决定投降清朝之前，脑子里是否走马灯似的想起过他的同僚们的结局呢？比如熊廷弼，比如王化贞，比如杨镐，比如杨鹤，比如杨嗣昌——这是一个可以继续开列下去的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要么死于当权者制造的冤狱，要么死于崇祯的一纸诏书，要么死于事败后的畏罪自杀。
但是，与一代名将袁崇焕之死相比，上述官员的死已经算得上非常体面，非常人性化了。
说及袁崇焕冤死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血腥的词语：凌迟。古代中国的刑法，可谓集人类残酷之大成；而凌迟，是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者。所谓凌迟，民间通俗地称为“千刀万剐”。要言之，就是把受刑人绑在柱头上，再由刽子手用锋利的小刀，把受刑人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割下来。至于这个倒霉的受刑人到底该挨多少刀，这要由有权决定他的命运的人发话。凌迟作为一种刑法，始于五代，那时一般是八刀到一百二十刀。到了朱明，这一数字升级到了一千刀到三千刀。血肉之躯要想承受一千刀甚至三千刀之后才死去，这需要刽子手的精准技术。显然，把死亡的过程拖延得如此漫长，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受刑者的极度痛苦来警告世人：若敢作奸犯科，这就是下场。
考诸史籍，历史上最有名的凌迟受刑者大概要数以下三人：
其一，明朝大太监刘瑾。刘瑾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天完成。第一天凌迟了三百五十七刀，第一刀从胸部开始，首先割下**。晚上，刘瑾被押回监舍，这个浑身是血，身上少了三百五十七片指甲大小肉片的家伙，居然还有心思喝两碗粥。第二天，凌迟继续进行。大约熬不住痛苦，刘瑾大声向围观人群揭发宫中丑事，监斩官只得令人用核桃堵住他的嘴。又剐了几十刀后，刘瑾气绝身亡。
其二，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石达开在大渡河陷入绝境后，主动向清军投降，想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挽救数万部属的性命。可悲的是，他的部属仍遭到了大屠杀，他本人和几个重要将领被处以凌迟极刑。受刑时，石达开的部将吃痛不过，连连惨呼。原本一声不吭的石达开叹了口气说：怎么就不能忍受这片刻的痛苦呢？你想想要是我们把他们抓住，还不是同样处置！说罢，再不发一言，听任刽子手将他的肉一块块割掉。
其三，就是袁崇焕。那是公元1630年的事情。在明为崇祯三年，在后金为天聪四年。袁崇焕从逮下诏狱到绑赴刑场，其间长达九个月。这九个月的时间足以说明，崇祯一开始并不打算把这位久镇辽东的名将处死，更没想到要施以凌迟。最终，袁崇焕不仅被处死，而且还是处以极度惨烈的凌迟，这又说明，崇祯对袁崇焕的仇恨已达极点——仅仅消灭他的肉体已难消解这位寡恩君王的心头之恨，袁崇焕必须死得很痛苦很难看，崇祯才会稍稍释然。
霜风凄紧的农历八月，北京城的深秋一派肃杀，凌迟袁崇焕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多次遭受后金军队骚扰的北京吏民无不欢呼雀跃，在他们看来，袁崇焕这个引狼入室的汉奸终于要遭到应有的惩罚了——袁崇焕是被加以勾结后金、阴谋叛逆的罪名被捕的。
袁崇焕受刑时表现如何，史料语焉不详。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个叫郑鄤的人，也是被凌迟处死的，而关于郑鄤受刑，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留下了当时目击者的珍贵文字，因而我们不妨从郑鄤的情况来推测袁崇焕的受刑：
二十六日黎明，凌迟郑鄤的圣旨下达了，外面原来猜测的判决并不对。许曦那天很早就过来，一同往西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甘石桥下的四牌楼。天色还早，四周尚无一人，只有一些地方上的工人在据地搭建，竖起一根有横枝丫的木头在东牌坊下。旧规，处斩在西而凌迟在东。篷里则坐着总宪、大理寺少卿等执行的官员。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筐来了，筐里装着铁钩和利刃之类的工具，他们拿出刀和钩，在砂石上磨起来。辰巳二刻，观者如山，房顶都坐满了人，声音嘈杂。郑鄤被押到南牌楼下，坐在一只大筐里，科头跣足，还在对身旁的一个童仆絮絮叨叨地交代后事。旁边观看的人说：都察院还没到，还要等一会儿才行刑。
稍顷，郑鄤从人群中被押进场，看到横木丫，还在好奇地问：这是干啥的？人声鼎沸中，有人宣读圣旨，最后一句的声音特别大，“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上百个刽子手一起高声应和，如同雷震，令人恐怖。炮响后，观者都踮起脚仰起头，好像一下子高了一尺多，拥挤之极，根本看不到行刑，也不知道是如何下刀的。那根有横丫的木头上，有指头大的绳子系在上面，一个人高踞其后，伸手从下面取来血淋淋的东西放到横丫上，众人仔细看时，发现是郑鄤的肝和肺，都不胜害怕。一会儿，绳子又放下来了，这一次挂上去的是郑鄤的人头。人头之后，挂上去的是郑鄤的身子，他的背还是全体，只是被一刀刀地割成了刺猬状。须叟，一个拿着小红旗的人向东边疾驰而过，据说是到宫中向皇帝汇报凌迟刀数的。
到中午，凌迟结束，天亦暗惨之极。回家途中，看到许多购买郑鄤的肉的人，听说是用来作治疮疖药的原料。——一个多年来富有才名的士大夫，竟然一刀刀地零割了给人用作治疮疖的药。二十年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矣。
《明季北略》对袁崇焕受凌迟记载得较为简略，只记载了两个细节，却是两个令人感慨万千的细节。细节之一，袁崇焕被凌迟到“皮肉已尽”时，还没有断气，“心肺之间叫声不绝”。细节之二，“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也就是说，这位在辽东为大明王朝呕心沥血的国之干城，最终的结局是被他所保卫的同胞一人一口吃掉了。
如果说刘瑾受凌迟纯属作恶多端的报应，郑鄤也算是事出有因，而石达开造反的确对清廷威胁无比的话，那么袁崇焕的受凌迟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另一说广西藤县人，可能因为生得黑瘦矮小，崇祯曾亲切地称他“袁蛮子”。就像明朝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袁崇焕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同年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七年之前一年，努尔哈赤发表七大恨宣布与明朝誓不两立，它像一座城市的地标，乃是晚明的标志性事件：对袁崇焕来讲，它意味着这位固执自负的南方人，即便身处远离辽东数千公里外的福建做地方官，却依然在处理钱粮与诉讼之余，对辽东边事无限关注。《明史》称袁崇焕“为人慷慨富胆略，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在偏僻的、远离首都的邵武，他每遇退伍老兵，一定要拉上人家谈谈边塞之事。由于御史侯恂的举荐，知县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相当于国防部里掌管疆域图籍等情报的处长。
袁崇焕和熊廷弼都是以进士出身而后接触兵事，他们的个性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对朝廷和君主同样忠心耿耿，也同样极其自负刚烈。如果要找出他们之间的不同，那就是袁的个性比熊还要咄咄逼人。两人的最终结局都是悲剧，袁崇焕的结局尤其是大悲剧，这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无关系，但究其实质，他们自身的性格因素也要占很大比重。
有两个关于袁崇焕的细节，可以看出他的处世方式：第一个细节是，天启二年，刚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恰好遇到广宁战役中明军大败，朝廷商议派人守卫山海关。袁崇焕得知此事后，单骑前往山海关明查暗访。由于没给兵部首长请假，部里竟不知道这位主事上哪里去了，家里人当然也不知道。过了段时间，袁主事回来向首长表示：给我军马钱粮，我足以守卫此关。第二个细节是努尔哈赤去世时，身为宁远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不经朝廷授权，自作主张派人前往吊唁。虽然究其实质，是想借吊唁之机刺探敌情，但后金毕竟是大明多年来的强硬敌对者，没有朝廷的命令而擅自与之互通往来，此乃大忌。
这两个细节可以看出，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实干家，一个行动主义者。这个行动主义者富于理想和**，却往往为了理想而置游戏规则于不顾。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官员，他喜欢独行专断，机杼自出。凭借他的才华和一腔报国**，他也的确干出了一番成效。但他并不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而他的主子崇祯，恰好同样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两个刚愎自用的人成为上下级，当外在形势紧张时，他们或许可能有蜜月。然而蜜月注定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互相的猜忌一定会随着时日的流逝而潜滋暗长。这种潜滋暗长的猜忌注定有一天会酿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悲剧。
事实正是如此。前面我们说，决定明朝与后金生存还是毁灭的战争有三场半，三场即前文已述及的萨尔浒、沈辽和松山三战，至于半场，即指由袁崇焕指挥的宁远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后金（清）的大获全胜告终，而宁远战役则是明朝取胜。只是，宁远战役之所以只能算是半场，乃是明军并没能趁此大好时机，进一步扩大战果。
宁远之战发生于1626年。之前，袁崇焕在辽东经略王在晋手下任职。王在晋提出要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执行所谓“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的战略计划。袁崇焕力谏不可，主张坚守关外宁远，保卫关内。袁崇焕的意见受到了时任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认可，孙亲自出任督师，命袁驻守宁远，王在晋被调往南京。细数晚明杰出人物，孙承宗无论如何也要算一个。由于有了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坚守宁远的方略得到朝廷认可，宁远城本身的防务也得到了加强。
就在宁远之战前夕，由于阉党的忌恨，孙承宗被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解除了职务，优旨回籍养病。接替他的是一个叫高第的官僚。高第断言关外不可守，强令诸将统统从关外撤退到关内。作为高第部属，袁崇焕据理力争，但力争没有结果。这一回，没有上次和王在晋力争时那样能幸运地得到朝廷要员的支持。最后，袁崇焕只得表示：我是宁前道，在此当官，就在此死，我坚决不撤。当同僚们都奉高第之命撤回关内后，孤城宁远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座孤岛——对努尔哈赤来说，它更像一枚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626年早春，宁远之战爆发了。当是时，后金军有十三万之众，宁远城的明军则不足两万。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重的，军队的多寡只是因素之一。尽管我们不能说意志决定一切，但许多时候，人的意志，尤其是主将的意志的确能对胜负起到关键作用。西谚说，由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由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显然，蛮子袁崇焕就是一头意气风发的狮子，他剽悍的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宁远之战。
战前，袁崇焕聚众誓师，他拔出佩刀刺破手臂写下血书，表示决心与宁远城共存亡。得到后金发动进攻的警报后，袁崇焕和几个幕僚，以及朝鲜使者韩瑗一同登上城楼，气定神闲地迎战。他先令守城将士偃旗息鼓以待，等到后金兵进入射程后，一声令下，城上的红夷大炮发出惊天巨响。
依凭坚定的意志和令人胆寒的红夷大炮，尽管后金军队一次次如同海浪般地扑上来，小小的宁远城却像一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后金军队的多次冲锋都被击溃。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大为恼怒，他不相信宁远这个弹丸之地能够阻挡自己的十万铁骑，亲往前线督战。然而，宁远城注定是努尔哈赤的滑铁卢，他此生的一次次胜利在这一天走到了尽头：后金军的冲锋又一次被击退。如果说努尔哈赤是一柄锋利的剑，那么袁崇焕就是包容和遮蔽剑的鞘。对努尔哈赤来说，最不幸的事发生了：他在指挥攻城时被红夷大炮的流弹击中，身负重伤。皮肉之伤还不算最重，对一生心高气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而言，宁远之败给他带来的更大打击是精神上的挫败感。几个月后，努尔哈赤郁郁而终。接替他的，是八子皇太极。
原本已决定放弃的孤城宁远，竟然取得了一次大捷，这是明朝的一个意外惊喜，相当于捡垃圾的乞丐原本只想捡几片废纸，却意外地发现废纸中藏着一大叠钞票。宁远告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再一次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腐朽和当权者的无耻——按规矩，取得如此大捷，朝廷要奖赏有功之臣，以便彰显朝廷恩义。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功劳最大，从而奖赏最丰的人也理应首推袁崇焕，其次是和他一同坚守宁远的前线将士。但官场的举动往往有悖于常识，因为官场本身就不属于常识所能解释的另一个系统，它有自己古怪深奥的潜规则。
天启下旨说，宁远之战屡挫敌军，并打伤其头目，此乃七八年来绝无仅有。论功行赏，袁崇焕提升为辽东巡抚，另赏银四十两，纻丝三匹。奇怪的是，与此战毫不相干者却得到奖赏最多：首辅顾秉谦晋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和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最荒唐的是，阉党领袖魏忠贤被认为是此战运筹帷幄的幕后指挥者，被加恩三等，荫其弟及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
更离谱的是接下来的宁锦之战。皇太极即位后，加紧对辽东用兵。这一回，他先攻打锦州，但锦州久攻不下，只好又回兵攻打袁崇焕防守的宁远。宁远是块硬骨头，双方均有一批高级将领负伤。二十余天后，清军无功而返。宁锦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给朝廷大佬们带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但这一次袁崇焕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反而被人抓住把柄，不得不辞职回家——宁锦守卫战时，袁崇焕亲自坚守最重要的核心堡垒宁远，没有派兵营救锦州。这原本是他作为辽东主帅的战略筹划，然而早就对他不满的阉党却以他没有及时派兵援锦为由，再加上他曾经派人借为努尔哈赤吊唁之名到后金刺探情报，这些都成为他的罪名。尽管他为了保住自身地位，也曾在辽东为魏忠贤建生祠，却仍然不能得到阉党的“谅解”，袁崇焕只好向朝廷提请病退。
当袁崇焕在军营里黯然神伤地向朝廷写病退报告时，与宁锦保卫战毫不相干的众多官员或升官或得到赏赐，连魏忠贤的孙子也被封为伯爵。兵部尚书霍维华为袁崇焕鸣不平，向天启提出把自己的赏赐让给袁崇焕，这当然只能是发发牢骚，于事无补。
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有时候我们仍然未免浮想联翩，在给出一个事实上并不曾发生的假设条件后，再推测历史或许可能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新面目。比如说，假设天启享国不是那么短暂，不是二十多岁就急急忙忙辞世，而是一直活到六十岁。那么，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就有可能把持大明朝政长达半个世纪，而作为阉党深恶痛绝的人物之一，只要阉党一日不倒，袁崇焕就一日无东山再起之机。这样，辞官归家的袁崇焕很可能从此远离官场，远离晚明政治旋涡，在老家广东灿烂的阳光下，做一个受人尊敬的致仕官员，过着诗酒相随的平淡却幸福的生活。当然，就既不会有后来名著青史的轰轰烈烈的英雄伟业，也不会有后来惨无人道的千刀万剐。
然而历史没有给出这种假设条件。身体健壮的天启在位才几年工夫，就被夜以继日的花天酒地掏空了身子，二十多岁便一命呜呼。崇祯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这个四面楚歌的大帝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乃兄的不问政事迥异，崇祯过度热爱政治。他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态接过亡兄手里至高无上的权力时，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解决来自东北边境的威胁，是崇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样，曾经在辽东干得风生水起的袁崇焕进入了崇祯的视野，再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当魏忠贤集团这个长在帝国身上的恶瘤刚刚被清除，还远在家乡的袁崇焕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几个月前朝廷的高级官员们还对他不闻不问，现在一窝蜂地争着向求贤若渴的崇祯大力举荐。对此，《明史》用了这样几个字：廷臣争请召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