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假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刘宗敏不曾掳走陈圆圆，而李自成用高官厚禄安抚好吴三桂，诚如是，则多尔衮的清军纵使想趁火打劫，恐怕也不会讨到多少便宜，更不可能一战而入京师，进而一统天下。李自成则可在击退多尔衮之后，再派大军南下，收拾南京那个岌岌可危之下却仍作鸡虫之争的南明小朝廷。这样，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庶几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但这样的假定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铁匠刘宗敏不可能考虑得那么深远。即便他的大哥李自成，也不可能考虑得那么深远。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大多因历史的因缘际会仓促间脱颖而出，他们根本不具备长远的眼光。这是他们囿于造反就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朴素造反观决定了的。
吴三桂令部众掉转马头，径往山海关而去。此前，他遭遇了李自成派出的唐通部。唐通不是吴三桂的对手，吴三桂获胜。这只是一场无关宏旨的局部小胜，对事态的发展于事无补。这位郁闷的将军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一方面，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曾打算效忠的大顺军也已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势力。以山海关这座孤城和区区几万军队，要想和李自成的数十万大军抗衡，他深知自己没有半分胜算。很容易的，吴三桂就想到了关外的清朝。对吴三桂来说，这的确是很容易想起的。一方面，早在明朝还没灭亡之前，清朝就曾多次给他写信，向他暗送秋波，希望他站到清朝一方。另一方面，他的舅舅祖大寿家族已在几年前投降清朝，并受到清朝的重用。
然而，吴三桂的自我意识中，仍是一条血性汉子，投降李自成虽然亦属不情愿，毕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李自成和他都是汉人。改朝换代的事经常发生，然而只要是汉人承继汉人大统，做臣子的换个主子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纵然会被人非议，也不会留千载骂名。而投降这个异族却要严重得多，吴三桂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李自成的大军即将前来讨伐，他必须拿定主意。吴三桂拿定的主意就是：不向清朝投降，而是向清朝借兵。这方面，历史上曾有申包胥的典故可以援引——
申包胥是楚国大夫，与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关系很好。楚平王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伍员的父亲及兄长，伍员只身逃亡。逃亡途中，他对申包胥愤然发誓说：我一定要灭了楚国。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一定能再次复兴它。此后，伍员投奔吴国，果然于公元前506年率军攻入楚都郢，已故的楚平王被掘墓鞭尸，楚国灭亡。申包胥为了复兴楚国，独自前往秦国借兵。但秦哀公不愿与吴国为敌，拒绝了申包胥的请求。申包胥就在秦廷放声大哭，一直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大为感动，终于答应借兵与申包胥。在秦军的帮助下，申包胥如愿以偿地复兴了楚国。
申包胥的故事在古代中国广为人知，两千年间传为忠君爱国的佳话。现在，当吴三桂面临当初与申包胥相差无几的局面时，他最能想出的办法就是向关外的清朝借兵，就像当初申包胥向秦国借兵一样。借兵不是投降，哪怕在事成之后割地并馈以大量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吴三桂写了封信，派人火速送给清朝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这封信中，吴三桂主要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不共戴天之仇；其二，希望清朝看在人伦道义的分上，出兵施以援手；其三，给出了清兵入关的具体线路；其四，许诺一旦清朝同意借兵，事后将裂地以酬。后代史学家从民族道义立场出发，把吴三桂描绘成一个国家覆亡即降异族的铁杆汉奸，这其实有违史实。从吴三桂致多尔衮的这封信看，他在信中称清朝为北朝，与我国——也就是明朝——对称，根本看不出他有投降的蛛丝马迹。
接到吴三桂的信，多尔衮惊、疑、喜，三味俱全。惊者，他没意料到如此短的时间里，中原变故如此之大；疑者，他对吴三桂的借兵心存疑虑，昔日皇太极在位时，曾多次向吴三桂抛出橄榄枝，吴三桂均不为所动。现在主动乞兵，其中是否有诈？喜者，如果吴三桂乞兵是真，则自从父亲努尔哈赤以来，几十年的夙愿和努力终于可能成为鲜活的现实，那就是入主中原。
大举入关之前，范文程向多尔衮指出，此番进军中原，清军的主要敌人变了，已经不再是明朝，而是农民军。在四月十四日多尔衮召集的会议上，从盖州赶来的范文程再次发表意见，指出农民军必败的理由，建议大军应当前进，禁杀掠以收人心。另外，进军途中，多尔衮曾找洪承畴商量如何对付农民军，洪承畴指出，“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也就是说，在洪承畴眼里，农民军尽管看上去势力强大，其实不足以畏，在军事上，清朝拥有绝对的胜算。洪承畴想要告诫多尔衮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再像以往入关那样，仅仅满足于抢掠财帛子女，骚扰一番又退回关外。换言之，这一次，清军应该以王师的姿态进入中原，安抚人民，秋毫无犯，以此争取人心。
范文程和洪承畴的意见正合多尔衮之意——当八旗的不少王公贵族们还在吵嚷着怎样更大规模地趁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之机大捞一把时，多尔衮比他们更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局势，这局势就是如何实现自从努尔哈赤以来的梦想：定鼎北京，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包括广大汉族地区在内的统一大帝国，而不再仅仅满足于关外的千里之地。
焦急的等待中，吴三桂终于等来了多尔衮的回信。仔细对照两人的信件，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两人基本自说自话。吴三桂要借兵——“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多尔衮对此避而不答，反过来要求吴三桂投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
尽管对吴三桂的借兵还心存疑窦，但多尔衮仍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面给吴三桂回信，一面令部队加速前进。当多尔衮行进到连山驿城（今辽宁锦西）时，吴三桂的特使再次送信前来。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二封信中，陈述情况紧急，请求多尔衮速速发兵，对多尔衮此前信中的劝降却未置一词。
接到此信后，清军的行军速度更快了，这支所向披靡的铁骑直奔山海关而来。
与此同时，李自成也亲率农民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按理，以李自成即将成为开国皇帝的身份，他用不着自己“御驾亲征”，但刘宗敏、李过等人都在忙于拷掠百官，追索赃银，没人愿意带兵去打仗。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得亲自出马。甲申年四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山海关，二十一日，李自成发动进攻，并派唐通为偏师，从一片石夹攻山海关。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山海关外。
即将到来的甲申年四月二十二日，将是决定两国三方的一场决战。三方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弱，他必须依靠多尔衮，才有胜算可能。二十一日夜里，他多次派使者到清军营中，恳求多尔衮火速出兵，“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但老谋深算的多尔衮早已有他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吴三桂不投降，就决不会发兵。他明白，面对李自成大军的逼迫，吴三桂除了投降清朝，已经别无选择。现在他要做的只是拖延时间，让吴三桂充分感觉来自农民军的巨大压力，然后从借兵过渡到投降。
吴三桂果然无计可施，焦急中，他派出五名乡绅，以民间的名义再次去敦请多尔衮。多尔衮对这五名乡绅以礼相待。接见时，范文程向乡绅们表明了清军出兵的意图，乃是为了消灭流寇，为大明报仇，这五位乡绅为此感动不已。会见结束后，多尔衮派范文程回访吴三桂。然而范文程和吴三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交涉，并未见诸记载。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实是，两人交涉完毕，二十二日天刚亮，吴三桂立即奔赴多尔衮营中。据一些笔记的说法，吴三桂和多尔衮达成的协议是，清军帮助吴三桂消灭李自成，作为回报，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明。此外，清军进入北京后，不得侵犯明朝历代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吴三桂有权寻找崇祯的太子，并带到南京重建大明政权。
笔记的记载真伪难考，或许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坊间颇为流行，是故笔记作者把它当作信史记录在案。但就在同一个早上，吴三桂的行动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笔记的记载很可能并不真实——当天早上，吴三桂在多尔衮营中剃发，而剃发之举的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清朝投降。既然投降，就成了清朝的臣子，也就自动失却了达成协议的对等前提。
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先从山海关冲出，与李自成军队展开决战。虽然吴三桂已剃发请降，但多尔衮仍然没有立即发兵。当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战到了白热化，吴三桂快要支撑不住时，多尔衮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八旗铁骑突然杀出，强弩之末的李自成农民军立即溃败，李自成率残部往京师方向退却。
当天，多尔衮下令，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标志着大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正式变脸为大清平西王吴三桂。对吴三桂来说，当初他决定投降李自成时，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经说服了自己，迈过了忠臣从一而终的道德门坎，此后再降谁也是降，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硬要说有区别的话，那区别就是多尔衮远远比李自成更重视自己。吴三桂受封之时，多尔衮同时下令山海关内的所有原明朝将士，一律剃发易帜。鉴于吴三桂部死伤惨重，多尔衮拔马步兵一万归吴三桂指挥，令他作为前锋追击李自成。
吴三桂从借兵到投降的过程，是一个类似于自由落体的过程：人生的堕落就像自由落体，一旦开始下滑，就注定再也无法挽回，只有一头碰到冰冷而坚硬的大地。
山海关大战的最大输家是李自成，原本可以政治解决的吴三桂问题终于以战争的形式出现，而战争的结果则是李自成兵败如山倒，这个原本有机会于甲申年建立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陕北农民，终于因吴三桂这步棋没走好而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下场。
第二个输家则是吴三桂。表面看，他通过和清军的联手击败了李自成，但更深层次地看，首先，他借兵复明的理想全部落空，自己只得上了清朝这条异族之船。其次，他虽然受封为平西王，但究其实质，不过是清朝借以扫平南明和农民军的爪牙而已。多年以后，当群雄灭尽，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最终只得在垂老之年再次叛变。
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尔衮。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军虽然多次进入中原，但直到甲申年，他们才终于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本——这资本，掌握在了多尔衮手中。
多尔衮刚刚作为两大辅政王之一主持清朝国政时，曾婉言谢绝了朝鲜国王的一笔厚礼。多尔衮向其他王公大臣解释说：“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今辅政，谊无私交，不当受。”并因此而“禁外国馈诸王贝勒者”。这件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多尔衮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其二，多尔衮是一个能够自律并从自律引申成制度的人。与明朝的高级官员们相比，多尔衮无疑高出多个层次。
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多尔衮接连发布了好几道文告，从这些文告，不难看出这位被中原士人目为异族、多见牛羊少见人烟的满族将领的深谋远虑：
一道文告晓谕他统率的将士们，他试图要让每名士兵都明白，这次入关和以往完全不同，以往不过为了掠夺财物人民，这次却是要定国安民，以成大业。故此，将士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胡作非为。凡是归顺城池，不许杀害，除剃头而外，秋毫无犯；明令将士不许擅掠财物，不许拆毁民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以往入关，烧杀抢掠是清军的“必修功课”，有时甚至连地里还没成熟的庄稼，也要全部破坏掉才罢休。这道文告想要传达的信息只有一点，那就是多尔衮和他的清军要以明朝的继承者的身份来统领万民。
一道文告是进入京师次日发布的，旨在向故明人民表明清军此来的目的：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对京师人民来说，甲申年的确是水深火热的灾变之年，先是李自成围城，复次是清军进京。多尔衮这道文告对安定民心，肯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鉴于这道文告还很笼统，很草率，稍后，多尔衮又发布了《安民令旨》。这道洋洋近两千言的文告，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清政府出于对百姓困顿的同情和哀恤，自顺治元年始，把明政府于正额之外加收的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和练饷等永远停止征收。——多尔衮的这一决定，是深得民心之举。纵观晚明数十年，三大饷的征收无疑是竭泽而渔，是政府在把越来越多的破产后走投无路的农民逼上梁山。其结果是，三大饷的征收不仅没能像朝廷想象的那样在有了足够的经费之后，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辽东问题和农民问题，反而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日多一日。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朝实亡于饮鸩止渴式的三饷加派。
一道文告是给清朝有关部门的，多尔衮提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这可以看作是多尔衮的施政纲领，也说明清朝定鼎北京之际，需要起用大量原明朝官员——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汉族士人之心，一方面是王朝本身的建设也需要官员来充实到各个岗位。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多尔衮大量纳用愿意为清朝服务的故明官员。他在接见一部分故明官员时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我绝不杀你们任何一人，各官都可以照旧供职。此后，他又确定以甲申年五月二日为限，凡是五月二日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一律不再追究，只要乐于为清朝效力，朝廷都表示欢迎。
公正地说，多尔衮的政策有极大的**。在老百姓一方，到底是朱家做皇帝还是李家做皇帝，并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照样种田读书或是做生意，照样要交纳皇粮国税。相比之下，新政权的皇粮国税还要少得多，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官员们一方，除了少数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外，大多数官员在新政权里仍然有官可做，有位可坐，他们的损失似乎也并不大。
原因在于，最要命的事实是，清人是异族，是从语言到风俗都与汉族完全不同的异族。他们的一个不容争辩的原则是，既然你们表示臣服，那就一定要像我们这样剃掉头发。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归服，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就不能见容于大清王朝的阳光下。而汉族士庶则认为，他们上千年来的规矩都是束发；并且，他们持之以恒的一个观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轻易损伤？因此，有一种现象今人看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完全正常，那就是既然亡国投降，为什么还要顾惜区区一束毛发？但彼时的故明子民不这样看，他们是把反剃发的斗争当作维护两千载纯正的儒家道统，是汉贼不两立，是夷夏之大防。于是乎，当两个王朝、三种势力之间由政治引发的军事对峙渐行渐远后，由两种文化之间引发的军事冲突开始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