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马士英以举子身份前往京师会试，与安徽怀宁人阮大铖订交，从此成为挚友。三年后，马士英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历任严州、大同知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任不到一个月，马士英就贪污公款数千金，以赠朝中要人，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坐遣戍”，只好流寓南京。在南京，他和早年的至交阮大铖不期而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另类的才子，他们无恶不作的同时却又才华横溢，比如隋炀帝杨广，北宋蔡京，明朝严嵩，再比如我们正在说及的阮大铖。阮大铖留名青史，一则他是晚明时期政坛的真小人，二则他是明清之交文坛最富才华的真才子。一个小人而又才华横溢，好比把一桌佳肴摆到厕所里，总给人以怪怪的感觉。
阮大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戏曲方面，他平生共创作了十一部戏曲作品，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燕子笺》等四种。其他作品之所以失传，并不是由于年代久远，而是他投降清朝做了大明贰臣后，许多家里藏有阮氏著作的读书人深以为耻，纷纷将其付之一炬方觉解恨。
由于众所周知的学而优则仕的古老游戏规则，传统中国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能吟几句诗词作几篇游记的文人，马士英也不例外。阮大铖曾经请马士英为自己的诗文集写序，马士英称阮乃明朝开国以来第一诗人。这一称誉虽有所夸张，但也有事实基础。明季最富才气的文人张岱，也对阮大铖称道不已。阮大铖的政敌冒辟疆、侯方域等人，曾经请戏班子演出阮大铖作品，几个年少轻狂的风流公子一边痛骂阮大铖的为人，一边对阮大铖的作品赞不绝口。
但再伟大的作品也无法更改阮大铖作为小人和贰臣的本质。阮大铖三十岁即中进士，与东林党重要人物左光斗是老乡，和另一位东林党重要人物魏大中则是同年，早年也以东林党外围人物自居，很快却走到了与东林党势不两立的另一面。事情的起因是当时他有望升迁为吏科给事中，不过由于东林党人赵南星、高攀龙和杨涟的反对，他的希望落空。阮大铖失望之余，投靠到了东林党的死对头、阉党领袖魏忠贤门下。阮大铖为人极其工于心计，他一方面依靠魏忠贤为靠山，一方面私底下也怕魏忠贤将来不得善终，会让他受牵连。他每次前往魏府拜见，出来时总要用重金从门房那里把自己的名片要回来。尽管如此，等到魏忠贤被崇祯所灭，行事谨慎的阮大铖仍然被东林党咬住不放。整个崇祯朝十七年里，阮大铖一直郁郁不得志。
李自成农民军逼近安徽，阮大铖迁居南京城，招纳了一批人谈兵说剑，做出一副有军事才干的样子，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朝廷的重视，从而重新任用他。但斯时的阮大铖早已不耻于士林——不仅是东林党，即便以清流自居的持中立立场的士大夫，都对他侧目而视。为此，黄宗羲、顾杲等人针对他写了一篇《留都防乱揭》，该文历数阮大铖多年来的种种罪状，并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面对气势汹汹的东林党及外围士人，阮大铖既怒又怕，然而他此时只是一个赋闲的白丁，只好闭门谢客，暂避风头。当时，与阮仍然保持暗中来往的，只有他的知音马士英。
周延儒是晚明官员中进入《明史》奸臣传的另一位知名人物，他曾做过多年崇祯朝首相，最终被崇祯勒令自尽。周延儒当政时，曾到南京公干，阮大铖带了一大笔钱财在途中向周延儒行贿，要求周向朝廷举荐自己。周很为难：你的名字早就列入了逆案，这怎么能行呢？所谓逆案，指魏忠贤倒台后，崇祯钦定曾经依附过魏的官员而予以处罚的案件。阮大铖沉吟良久：既然我不行，那瑶草如何——瑶草就是他的知音马士英。周延儒答应了。这样，到了崇祯十五年六月，恰好凤阳总督高斗光因丧师失地被法办，周延儒就帮助马士英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督。——此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明朝吏治腐败异常，马士英这种贪污公款的官员，居然可以轻易复出；轻易复出不说，还被委以如此重任；委以重任的原因，则是向首辅行贿。仅据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样的政府即便没有敌人去摧毁它，它也要走向末路。其二，阮大铖与马士英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阮大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钱替马士英购买政治前途。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当马士英一朝大权在手，不可能不对阮大铖投桃报李。
果然。当马士英拥兵迎立福王，从而成为弘光政府的第一号人物时，他立即想方设法要让臭名昭著的阮大铖东山再起，而处于政治下风的东林党人和一般清流人士坚决反对。围绕阮大铖复出与否为核心的斗争，事实上是晚明阉党和东林党政治博弈的延续。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它贯穿了晚明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可怕的是，当北面的清军大兵压境时，你死我活的党争依然是弘光小朝廷从崇祯时代延续下来的永恒主题。只图一己和一党之得失，不顾天下与社稷的安危，这就是所有时代党争的本质。
当史可法不得不出外督师，留在南京中枢机关的弘光政府要员分为两派，一派是东林党或因同情东林党而走得比较近的官员，以姜曰广、张慎言等人为代表；一派以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代表，还包括了刘孔昭和赵之龙等人。至于江北四镇，除高杰因被史可法感动而站在史可法一边外，其余三镇都是马士英的人。唯一拥有军队而又反对马士英的将领，只有驻防于南京上游的左良玉。左良玉之所以反对马士英，并不是他本人具有什么正义感，仅仅只是不满于马士英对江北四镇大加封赏，对他却不闻不问。
弘光小朝廷开张之初，张慎言代弘光拟了一道诏书，要求广搜人才。张慎言特别说明，凡是逆案中榜上有名的官员，则不可轻议。马士英见后大为不满，令刘孔昭等人胁迫张慎言删掉这一条。此后再以阮大铖懂军事为名，向弘光隆重推荐，弘光召见了阮大铖，准备起用。
阮大铖行将复出的消息引起清流派一片嘘声，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同时向弘光上疏，认为阮大铖乃先帝钦定的逆案巨魁，万万不能任用。马士英一边亲自为阮大铖辩护，一边唆使依附于他的一批官员——其中包括明朝的几位封爵为王的宗室，“连疏交攻”。大学士高弘图早年曾与东林党人有隙，马士英以为可以跟他搞统一战线，“必当右己”。在给弘光的疏中，马士英说，高弘图一向对我很了解，他也会赞同我的意见。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高弘图表现出了难得的原则性，他明确告诉弘光：先帝钦定的逆案，绝对不可擅改。马士英只好利用他与弘光的铁杆关系，逼迫高弘图主动请求辞职。这时，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说：即便阮大铖真的像马士英说的那样懂军事，有才能，但我以为他那种结党害人的品性，终究会给国家带来危害。所以阮大铖的复职与否，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我请求皇上还是收回成命吧。从理论上讲，左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级别的纪检官员，但是，当大学士都不得不被逼辞职时，左都御史的劝谏更算不了什么。果然，弘光下诏严厉批评刘宗周，并替阮大铖开脱说：“年来国家破坏，是谁所致？而独责一大铖也！”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古人早就说过忠奸不两立的话，但对于到底该不该起复阮大铖，一向被认为是正直典范的史可法居然首鼠两端地出面和稀泥。他为马、阮开脱说：现在国家大事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在起用人才方面应该宽泛一些，不能再囿于以前定下的规矩。如果再坚持不用逆案中的人才，会给人以心胸狭窄的结论，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史可法如此做，或许有他的良苦用心——就像他同意马士英的安排，由马主政南京，他本人督师扬州一样。一切委曲求全都是为了小朝廷的团结与和谐。但是，在大是大非之前模糊立场，当时就有同僚批评他虽然雅孚人望，亦有失言之过。
阮大铖的进退，究其实质，仍然是晚明派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为首的清流派——包括高弘图这样的非东林人士——之前不愿立福王为帝，乃是怕福王上台后清算当初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福王即位为弘光，东林党已处于尴尬境地，如果当初身为阉党重要人物的阮大铖再上台，东林党的日子更不好过。所以，无论阮大铖贤能还是平庸，都不是问题关键。关键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同伐异。
正当弘光政府的要员们为阮大铖的进退争得沸沸扬扬时，又发生了一场荒唐的闹剧：甲申年六月底，湖广巡按、监军御史黄澍入朝上疏，宣称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朝见时，黄澍当着弘光和诸多高级官员的面，历数马士英的十大罪状。说到义愤处，涕泗纵横。弘光也为之动容，认为黄澍说得有理。马士英只好仓皇下跪请罪。恰好，马士英跪在了黄澍身前，黄澍竟持笏猛击马士英的后背，大喊：“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痛得失声尖叫，请求弘光阻止黄澍的暴力侵犯，弘光无奈地摇头不语。良久，弘光才对黄澍说：卿且出。事后，弘光私下对秉笔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弘光退回后宫，早就收受了马士英大量贿赂的太监田成向弘光哭诉说：陛下如果不是得到马公的拥戴，哪里当得了皇帝？现在罢他的官，天下必然说皇上负恩。何况只要马公在，凡事都不必劳烦您。马公走了，天下谁复念皇上呢？弘光听了，觉得有理，马士英因而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由此看来，弘光对马士英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完全蒙在鼓里；况且，他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从他的种种事迹分析，弘光智商中等，不像他的前辈天启那样，很轻易就被魏忠贤忽悠了一辈子。奇怪的是，这个并不呆笨的皇帝，却自始至终对治理东南半壁江山缺少应有的**。他知道马士英的行为在危害他的江山，却完全没有制止的念头。
阮大铖在马士英的力挺下，顺利实现了复出夙愿，他先任兵部左侍郎，后来又升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上任后，阮大铖没有忘记在野十余年来受到的来自东林党的窝囊气，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报复。这报复行动，就是所谓的顺案——东林党中的光时亨、龚鼎孳和周镳等人，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曾投降大顺政权，并被任命为大顺官员。现在，阮大铖力主对这些附逆的官员进行处理，即他所谓的顺案。
顺案冠冕堂皇，东林党人明知这是阮大铖的报复，“唯向附东林者不得免焉”，却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最终，光时亨等人被处以凌迟之刑，东林党核心人物吕大器、刘宗周、姜曰广以及虽非东林党、但与东林党走得较近的人纷纷被迫辞官或被免职。至此，弘光政府的大权全部落入马士英和阮大铖之手。
甲申年底，清军前锋攻陷江苏北部的宿迁等地，督师史可法急忙派人向马士英告急，请求驰援。马士英接到紧急文书后大笑不止，当时杨文骢在场，问马为何大笑。马士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你以为真的有这种事吗？这是史公的心计也。一年将尽了，他手下的边防将士要叙功，军费也要预算，他现在汇报说清军压境，不过是为了叙功和增加预算罢了——联系到前面讲过的史可法为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和稀泥，马士英的大笑可谓意味深长。
当史可法在长江以北苦撑危局，一会儿忙于调停四镇之间的矛盾，一会儿忙于调动手里少得可怜的军队抵挡清军前锋时，南京城里的弘光及马士英、阮大铖君臣也没闲着——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自己、也为偏安的小朝廷掘一座坟墓。
马士英主政之初，向弘光提出了当务之急的四件事，这四件事，完全置大军压境、民不聊生的现实不顾，统统都是为讨好弘光。以致事情传出之后，闻者笑之。这四件事分别是：第一，迎接在逃难中和弘光走散的弘光之母。第二，为弘光之父建陵。弘光之父即老福王，早在李自成打下洛阳时就处死后煮食了，尸骨无存，依然得建一座耗资巨大的皇陵，并为他上尊号。第三，严密防范宗室的其他藩王，坚决不能让其他大臣拥戴他们。第四，弘光还没有儿子，应尽快大量挑选秀女入宫。
对弘光来说，这四件事件件都像一只温暖的熨斗，恰到好处地熨到了心头，他对马士英的建议全部照准。于是，就在外有清军逼近长江，农民军骚扰各地，内有党争纷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弘光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秀活动。时任给事中的诗人陈子龙上疏说：“近日中使四出，民间女子稍有姿色，即以黄纸贴额，选入宫中，闾里骚然，请行禁止。”但禁止是不可能的，选秀的同时，弘光紧急下令：赶快修建宫殿。这位溺于酒色的小国之君似乎预见到了大批江南美女的到来，将会使原本宽阔的后宫也人满为患。还是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吧。
《鹿樵纪闻》称，高弘图主政时，弘光有时还过问一下政事，及至马士英主政，从此“拱手听之”。弘光如此做，估计原因有两个：其一，对有拥戴之功的马士英充分信任；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位被史可法评定为七不可为君的小国之君，压根儿就没有做一个皇帝的基本素质和最低水准。对他来说，当皇帝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此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纵情酒色。至于这个国家到底要往何处去，他根本没考虑过。
如前所述，偏安的南明赋税锐减，军费开支庞大，两相比较，国家每年的赋税还不够军费，遑论各级政府和官员们的办公费用和薪水呢？面此窘境，弘光依然表现出他当福王时富可敌国的大手大脚，他以原有宫殿漏水为名，大兴土木。由于他在位仅一年就做了清军俘虏，许多基建在他下台时还在建设之中。他又以大婚为名，为皇后制作礼冠，冠上遍镶猫眼石和祖母绿等价值连城的珠宝，仅一顶礼冠的造价就高达白银十万两。
财政困难，主政的马士英想到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搜刮民间，“因佃练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甚至沽酒之家，每斤定税钱一文，利之所在，搜刮殆尽”。但是，晚明以来几十年间，广大民众积贫已久，要想从民间，尤其是从普通民众头上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并不现实，相当于从鸡爪子上刮油。马士英很快想出了第二招，那就是公开出售官职和生员身份。他先是从广大士子开始，规定各府州县童生只要交一定的银子，就可以免试取得秀才资格，直接参加科举考试。此后，又明码实价地卖官，如武英殿中书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拔贡一千两，内阁中书二千两。一时之间，江南——特别是南京——有几个闲钱的富户，纷纷向朝廷纳钱买官。乃至于乡下的地主们竟把土地卖了，跑到城里买个官做，“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今南京），或云把总衔矣，或云游击衔也，且将赴某地矣”。这种做生意式的买官，到任后必然要通过权力加倍地收回投资，吏治如何，不言自明。
卖官的收入，一部分入了政府国库，一部分作了弘光后宫开支，还有一部分则落入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私囊。当时南京的一首民谣一针见血地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一派风雨飘摇与鸡争虫斗之中，甲申年终于挨到了最后一天——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除夕到了。
这个除夕夜，史可法远在扬州军中，他独自批阅公文到夜半，觉得肚子饿了，同时也想起今天是除夕，便向厨子要酒吃。厨子回答说：肉食都按你的吩咐分给将士们了，没有什么可以下酒的菜，只有一些盐豉了。史可法便就着盐豉喝闷酒，他的酒量本来很好，一个人能喝几斗不醉，不过自从到了军中之后就戒了酒。当天晚上，他一连喝了十多杯，想起国家破碎至斯，不由悲从中来，泫然涕下。泣罢，酒力上涌，他靠在小几上睡着了。天明时，将士们按惯例聚集在辕门外，等待史可法召见。往常早就洞开的辕门居然关着，将士们遥指着议论纷纷。知府任民育说，相公像这样多睡一会儿，实在不容易。于是令打更的人依旧打四更鼓，并令左右不要惊醒了史可法。一会儿，史可法醒了，听见鼓声，大为生气，左右向史可法转达了任民育的意思，史可法才息了怒。
弘光和韩赞周这番对答，令人绝倒。至此，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何拥有包括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以及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弘光政权仍然灭亡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了。
另外一个关于弘光的记载则说，弘光对女色有着异于寻常的热爱，不知是谁告诉他虾蟆可以壮阳，于是他兴师动众，令人到处捕捉虾蟆制作房中药。民间因此又给他取了个“虾蟆天子”的绰号。他最信任的首相马士英玩弄权术之外，业余生活的一大爱好是斗蟋蟀，故民间取名“蟋蟀相公”。以蟋蟀相公对虾蟆天子，倒是十分工整。
弘光政权灭亡于甲申年次年，即1645年五月。其实，早在甲申年七月，也就是弘光刚宣布承继帝位两个月后，著名诗人陈子龙就无限悲愤地看到了这个小朝廷不可挽救的宿命，他在给弘光的奏章中沉痛地说出了他对这个小朝廷的深忧：
今当乾坤板**之余，保有东南，渐图恢复，国势之弱，兵力之单，以祖宗朝全盛之时，不啻数倍，若不亟图自治之方，先为根本之计，无论恢复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国？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寝食俱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