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才能死得更悲壮
对弘光的耽于安乐，史可法并非不知情。作为一个正直的重臣，他一次次对弘光提出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早在甲申年夏天，史可法于凤阳祭祀明朝祖陵后就上疏弘光：陛下你刚刚登基拜谒孝陵时，哭泣尽哀，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您如果到凤阳看看祖陵的满目蒿莱，鸡犬无声，一定会更加悲愤。希望您能慎终如始，处在深宫广厦之中，能想想北方诸陵中列祖列宗不安的亡灵；享用玉食大餐之时，能念及北方诸陵中的列祖列宗连麦饭的祭祀也没法享用。在另一封奏章中，他悲愤地批评弘光政府的现状：“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人心不肃，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过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君父之仇，置诸膜外。”
史称，史可法每次写好奏章，总是要念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他“循环讽诵，声泪俱下”，乃至于“闻者无不感泣”。——但即便再悲愤一百倍的奏章，一旦奏闻给弘光这个沉溺温柔富贵之乡的偏安之君，仍然如同石沉大海，波澜不兴。弘光的新宫殿兴宁宫落成之际，他令大学士王铎——王铎乃明代最优秀的大书法家之一，然其人品可鄙——书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系弘光亲拟：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假如这对联出自落拓无行的文人，我们庶几可以付之一笑，然而出自身负中兴大业的君王，我们即便想笑恐怕也笑不出来了。
通读史可法留下的奏章，很容易用想象还原出一个为王事日日忧心、乃至于五内俱焚的儒者形象；同时，也容易联想到另一个忠臣的典范，那就是比他早了一千四百年的诸葛亮。明清以降，由于《三国演义》近乎家喻户晓的影响，三国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以添油加醋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视野。生逢江山鼎革、国事艰危时代的南明臣子，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诸葛亮作为一个精神偶像——一个证据是，曾系张献忠手下得力干将、后来为南明永历所招抚的李定国，自始至终奉永历正朔，穷途末路退到缅甸也誓不降清。据说就是受诸葛亮事迹的影响，企图做一个当世的诸葛。《明代轶闻》记载，李定国军中有一个叫金公趾的人，经常给将士们讲《三国演义》，他不是一般的说书，而是把三国故事和当时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每斥（孙）可望为操、卓，而期定国以诸葛。”李定国大为感激地说：当诸葛亮不敢奢望，但像关羽、张飞和姜维那样，却是我常常自勉的。与李定国的自比相仿佛，史可法生前，也有人把他比作诸葛亮。但正如曾经在史可法手下做过幕僚的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所言，史可法的忠贞死节，可以和文天祥相比，至于治国用兵，则远逊于诸葛亮。
史可法以督师身份统领江北四镇，乃是南明军事第一人。甲申年初，清军还在忙于追击李自成和平抚山东等地时，曾任商丘令的梁以樟向史可法提了一条建议。梁认为，划江而守并非上策，最好的办法是以河南和山东作江南的屏障，仿效唐朝设节度招讨使的旧制，在山东和河南各设一名大员，经理全省，山东可图北直隶，河南可图山西和陕西。选择文武兼备的官员出任，广集军饷，并假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同时在山东济宁和归德设立行在，以备皇上巡幸，以此向天下吏民表示政府并没有忘记恢复中原。如果放弃山东和河南，只是布防于长江以北，则形势已屈，即使想偏安，也没有成功可能。此外，江北四镇拥兵自重，宜使分不宜使合，必须辨其忠顺强梗的不同情况来驾驭他们，而督师本人则应手握重兵，才能使他们听命。对梁以樟的此番建议，史可法“心然其策”，却没有采纳。
史可法为何没有采纳梁以樟的合理化建议，史书语焉不详，然而从侯方域在史可法身后所写的记录史可法生平的长诗中不难看出，对这位时人称道的忠臣，侯方域一面为他的忠诚所感，一方面又隐约批评他的无能。著名史学家谈迁于顺治十年（1653）路经扬州，此时距史可法当年督师还不到十载，谈迁专程到扬州城外梅花岭凭吊史可法衣冠冢。事后，谈迁撰文表达了他对史可法缺乏统率全局才能的无限惋惜：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壕广，四野蔓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扬州城城高河广，物产丰富，自晋唐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而史可法却被击败了，难道他还不如曾经在扬州一带坚持抵抗元军的李庭芝吗？
检查史可法的履历，他虽然曾任过南京方面的兵部尚书，其实并不具备带兵打仗的经验。危急之际，忽然成为几十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文人史可法缺少指挥它的能力；再加上马、阮的制肘，即便诸葛亮重生，恐怕也未必就能确保南明江山安然无恙，何况一介书生出身的文官呢？因而我们似乎可以下一结论：如果在承平时代，廉洁正直的史可法一定是一个干练精明的能吏，他有足够的经验和耐心做一个封疆大吏：劝事农桑，安抚流民，疏浚河流，整顿吏治，严肃地方，这些地方官员们的日常工作，他一定能够做到得心应手。然而天命不佑，史可法偏偏生在了一个大厦倾覆的乱世。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事先知道了失败的结局，知道了自己无能为力，但为了一腔忠义，他也必须无怨无悔地一条路走下去。
1645年春夏之交，清朝豫亲王多铎率大军自北而南，一步步逼近了史可法的大本营扬州。就在扬州危急时，动**不安的南明小朝廷内部又出了乱子：左良玉哗变了。
左良玉原本与马士英有旧隙，和左氏早有勾结的黄澍当着弘光和满朝文武之面痛斥并痛打马士英，马士英将黄下狱，但由于惧怕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后来只好释放了黄。黄回到左良玉军中，极力鼓动左良玉及其部众哗变。恰好，怀恨在心的马士英无端裁掉左良玉的军饷，左良玉忍无可忍，率众于湖北反叛。当然，其时大顺军在清军的追击下向湖北撤退，左良玉不敢抵御大顺军，正好借反马为名避战东下。
左良玉伪造了崇祯太子的密谕，在汉口筑坛阅兵，并发表讨伐马士英的檄文，旋即率军东进，列舟二百余里，很快攻入了江西境内。马士英急忙派出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三镇入援。左良玉到达九江时，在军中病死，其子左梦庚被众将拥立为帅。左良玉这支部队，多年来和农民军打交道，部众中有不少人系民军和土匪，军纪一向败坏，“沿途则散发杀掠，遇衣冠则火围之，即得金，必支解”。在率军离开驻防地汉口时，他“焚官署、民舍殆尽，杀戮之惨，刀刃且缺，妇女之俘载者满舟中”；此后“遂破九江、安庆，屠之，江南大震”。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的军事行动，无疑是长江沿岸劫后余生的人民的又一场无妄之灾。
更重要的是，左良玉军队从湖北撤出后，造成长江中游的空虚，清军立即乘虚而入，从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当黄得功在铜陵战败左梦庚时，清军趁着江北空虚，已经安然渡过黄河，并一路势如破竹地挺进到了长江北岸的仪真附近。与乃父相比，左梦庚连枭雄也算不上，当他听说清军逼近时，没做任何抵抗，便率众投降。左良玉虽然军纪败坏，为人骄横，但在南明的几支部队中，他原本负有守卫长江中游的重任。现在，不但长江中游门户洞开，连江宽水急的长江下游对投鞭南下的清军也不再是天险。
当左氏父子率军沿江东下，向南明首都南京进发时，清军也同时进窥防务空虚的江北。驻守在扬州的史可法向南京连章告急，请求马士英迅速把军队调回江北，以卫淮扬，并写信给弘光说，左氏父子不过是内乱，其目的是清君侧，而清军则危及宗社国家。昏聩如弘光者，也认为史可法言之有理，他在朝堂上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然不应该兴兵，然看他本质上原不曾反，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守卫淮扬要紧。一些大臣都认为弘光说得对。这时，马士英气急败坏地指着这些大臣，怒目圆睁：你们都是左良玉的死党，是在为左良玉说话。清军打过来，我们还可以议和；左良玉打过来，那就是要我们的命。我们君臣宁肯死于清军，也不能死于左良玉。再有人敢提议守淮扬，一律处斩。
在晚明诸多粉墨登场的人物中，弘光是一个十分奇怪的角色。公正地说，他有时候的政治见解并不见得就很糟糕，比如他也知道马士英擅权，最好是把他撤职；也知道防左和防清，孰轻孰重。然则奇怪的是，只要马士英一旦固执己见，弘光就不再坚持，最后统统由马士英说了算。如果把这说成马士英窃弄国柄，显得有些勉强——毕竟，在明朝那种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权倾朝野的马士英，从本质上讲，也无法凌驾于弘光之上擅作威福。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弘光对政治极度不感兴趣，明知道马士英在乱来，但因为自己不感兴趣，也就由着他乱来。只要自己还能当皇帝，还能享受花团锦簇的幸福生活就万事大吉。
考察历史，这种推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当马士英咆哮朝堂，不许再议调兵救援淮扬时，弘光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其他大臣们见圣上默然无语，一个个都噤若寒蝉。
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坐困扬州的史可法只有死路一条。不过，在死之前，他还有权做一番选择：那就是如何才能死得更加悲壮。
史可法曾有过扶持危局的经历。那是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安徽六安一带遭受农民军的轮番攻击和连年天灾，人民要么流离失所，要么挣扎于死亡线上。史可法受命于危难之际，他驻节六安，修缮城池，安抚人民，筹措粮饷，兴建学校，并多次打败小股的农民军。不长的时间里，六安便成为江北重镇，史可法也因此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现在，时间过去了六年，史可法又一次处于独撑危局的境地，但这一回，他面对的不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而是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大清铁骑。
清军包围扬州之前。史可法屡次派人到南京请兵，但南京回答他的是无动于衷的沉默。史可法又向驻防在扬州附近的总兵李成栋和刘泽清求救——事实上，史可法是李、刘二人的顶头上司。当时，李驻高邮，刘驻淮安，均距扬州甚近，但李、刘二人对史可法的命令或者说请求没有任何反应。他们早就打定了主意，与其把自己的家底和骁勇善战的清军拼消耗，不如保存实力，至于国家安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顺治二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包围扬州。扬州城既没有坚固的城防，也没有充足的粮草，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至于南面的长江上，也没有任何一支援军赶来。内外交困中，悲愤的督师史可法没有认真去安排布防或是撤退，而是决心死在扬州。在我们那些从小就饱读诗书、深受儒家道统影响的士大夫眼里，世间最艰难的事情并不是死。如果轰轰烈烈的死能够换来留名青史的机会，这甚至是一桩美事。因此，史可法既已决心以身殉国，不逃跑，不抵抗，那如何才能死得更悲壮，更动人心魄，这才是他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于是，后人就遗憾地看到在扬州这座江南最美丽最富饶的城池陷入敌手之前，负有守卫职责的最高统帅史可法基本放弃了他的职责：当清军还在集结、尚未完全合围之时，史可法的部将刘肇基向他建言，当趁清军立足未稳，背城一战，以争取主动。史可法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等到清兵从泗州取来威力惊人的红夷大炮，再想主动出击为时已晚，刘肇基及所部四百余人均在激战中无一幸存。此外，在清军攻城前两天，史可法的部下李栖凤和高岐凤觉得大势已去，两人企图劫持史可法，作为降清的见面礼。事情败露后，史可法竟然没把二人绳之以法，而是淡淡地对他们说，扬州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你们想要图富贵，要投降，你们自己去吧，我不留你们。于是，当天深夜，二人带着一大批部众出城投降。史可法手下的一批幕僚，眼见大势不保，纷纷向史可法毛遂自荐，请求带些金银出城去募兵，史可法不经细察，一一允诺。自然，这些好不容易逃出死城的幕僚再也不会回扬州去陪他们的督师一起壮怀激烈了。凡此种种，以史可法平素之精明，不可能不纠不察，不闻不问。然而当大军压境，他的心志似乎方寸大乱，整日里核计的不是如何竭尽全力杀敌保城，或是突出重围以期东山再起，而是如何悲壮地死，才能留令名于青史。
清军包围扬州的前几天并没有大举进攻，乃是他们用来攻城的大炮还没运抵城下。按理，史可法应该充分利用这几天的宝贵时间，加强防卫，修整毁坏的城墙，但史可法完全放弃了，这几天，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认真地写遗书。史可法一共留下了五封遗书，分别写给他的母亲、妻子、堂兄弟、义子史德威以及负责攻打扬州的清军首领、豫亲王多铎。这五封信都是典型的政治遗书，因为即便是写给母亲和妻子的信，史可法也绝口不提他的身后事，诸如老母如何过活，财产如何继承——这是符合中国儒家道德的传统：一个饱读诗书，深受三纲五常教育的君子，他的立身之道决定了他忠孝不能两全——在有养育之恩的母亲大人和那个软弱的朝廷面前，史可法和他的众多同类选择的都是后者。
只有在此前几天他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史可法才流露出了对人生的一些淡淡的感叹：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遗书中则似乎希望妻子在得知自己的死讯后，也一死相殉：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史可法看来，臣子殉国，烈女殉夫，夫妇二人的后路如果能够如此安排，倒也是一桩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事。
当史可法比绝大多数南明官员都更明白自己所忠于的这个政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时，史可法基本放弃了挣扎，他只悲观地想到了死，想到了殉国、殉君——虽然那个国家并不爱他，虽然那个躲在南京深宫里饮火酒、看杂剧、渔猎幼女的君王更是对他敬而远之。多铎曾派降将李遇春到史可法营中劝降，史自然义正辞严，痛骂李遇春负国背恩。李反唇相讥：公忠义闻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这话踩到了史可法的痛脚，引得他勃然大怒——尽管如此，史可法仍然别无选择地决定以身殉国，义不再生。
给义子同时也是部将的史德威写遗书——两人朝夕相处，如果史可法军务倥偬的话，他大可以把史德威唤到面前耳提面命，用不着如此隆重地诉诸笔墨，写成正式的文本。史可法的隆重之举，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史可法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他同时代的人，也包括与他不同时代的后人——能够阅读到他的遗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遗书与日记属性颇为相类，都具有极强的私人性，尽管遗书是给别人看的，但这个别人其实是特指与写遗书之人密切相关者，对其他无关者来说，遗书没有给他们阅读的义务。因之，几通事先已经假定了读者为天下亿万斯民的遗书，它的写作者难免不有意无意地渗入一些被拔高了的东西。给史德威的遗书中，史可法说：“吾死，汝当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侧，其或不能，则梅花岭可也。”俄而又接着写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耻仇；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能从先帝于地下耳。”——但所谓受先帝恩，纯属子虚乌有，崇祯时代，史可法只是南京留都的一个小官员，崇祯恐怕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恩从何来？至于受今上恩——即昏庸的弘光之恩，也可疑得很，倘若弘光有恩于史可法，史可法何致身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又何致被马士英强行赶出南京，乃至坊间有“李纲在外，秦桧在内，宋终北辕”的义愤之语？
但是，要殉国殉君，就必须有一个能够说服天下，更能说服自己的前提，那就是自己深受国恩君恩，不能不以死报国。考察中国士人为国为君的自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深受国恩君恩。尽管两千年间，国恩只是一个虚幻的阴影，而君恩更是高而难问的天意。不过，这并不妨碍史可法把自己的死设计得更悲壮一些、更完美一些。最后的日子里，这位痴迷于遗书创作的督师似乎已经固执地相信，只有无所顾忌地去死，才能青史留名，而死后的名声，庶几可以抵销生前的怅然和忧愤。史可法把遗书交给史德威时，又当着众人的面叮嘱这个新认不久的义子，要他在事急时亲手杀死自己，史德威含泪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