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愤怒青年陈子龙
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笼罩在无边的烟雨和寒意中。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称为云间绣虎的陈子龙三十八岁，正值文思泉涌、体态轻健的壮年。其时，为了躲避清军追捕，他已在人迹罕至的四明山深处隐姓埋名好几个月了。花落伤春，雁鸣悲秋，这原本是中国文人最自然的冲动，何况值此国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穷于江湖之际呢？这年春天，陈子龙时时伫立在隐居的茅屋门前，如梭的细雨中跳入他眼帘的，是无情的狂风急雨打落的缤纷落英。睹物伤情，陈子龙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词作中最为缱绻与伤感的一首，这便是后人广为传诵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作文化的精灵在作怪。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与王国维、茨威格相较，陈子龙和他们有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处于这种文化“衰落之时”。不过，陈子龙和王国维、茨威格仍然有相当之区别，那就是王国维和茨威格本质上是地道的文人，当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被突然的变故强行推离原来熟悉的既定轨道时，他们选择了结束自我生命来作最后的消极抗争。陈子龙则不同，在这个被认为是晚明最重要的诗人和词人身上，集合了江湖侠士、风流文人、能员干吏等多重特征，而这些特征组合起来的，是一个近似于愤怒青年的陈子龙。
晚明几十年间，文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时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个性的张扬。个性的张扬可分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纵情甚至滥情于醇酒妇人，已成为文人们身体力行的时尚；其二，好谈国事，动辄对时政提出尖锐甚至鲁莽的批评。
贴近三百年来的诸种史乘，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晚明文人那奇异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他们时而块然独坐，忧愤百集，大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之仁人志士的襟抱；时而却又排闼直入青楼深闺，狂喝烂饮，迹若癫狂。倘若以传统的道德准则来验诸他们的行径，我们很可能感到深切的迷惑：他们到底是好人在经常干坏事，还是坏人经常在干好事？
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中国文人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而程朱理学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到了晚明时期，这种近乎腐儒的识见受到了以王阳明学说为代表的新兴思潮的严重冲击。王阳明认为，“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到了比王阳明更晚的哲学家李贽那里——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把李贽称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被他发挥得更为辽远。他公然宣称自汉代以来就被奉为汉民族最高行为规范的四书五经并非万世之至论。他不但自命异端，还大肆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因此获罪于朝廷，后来在羁押中趁侍者为他剃头时用剃头刀刎颈横死，时年已七十五岁。以风烛残年而不得不用自杀来作一解脱，李贽给当时和后世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阳明和李贽的思想对晚明文人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造就了晚明大批文人士大夫气质中那份怀疑和尖刻包融之下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同时又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恋与夸张。当晚明最具影响力的大文人袁宏道兄弟倡导为文的性灵说时，其实也是对个性自由的倡导。
考诸前代，中国文人向来有君子不群不党的传统。依凭古典规范，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纠集党群的，只有搞阴谋的小人才会结党营私。这种观念到了晚明，已经不再为文人们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体现晚明文人精神气质的就是结社。因此我们对愤怒青年陈子龙的剖析，必须从晚明——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说起。
1610年，即万历三十八年，陈子龙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这一年，致仕官员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讲学。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偏离了诗书，转而批评时政。说到激动处，这位六十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再也讲不下去了。听众则须发皆张，涕泗滂沱。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座叫作东林的书院里并不鲜见。从这座书院开张的第一天起，集合在东林旗下的文人就从来没有只停留于学术和文章的探索，他们更愿意关心时事和抨击政府，对艰难时局下如何救亡图存发出大多数时候都与朝廷相左的声音。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这位虚岁四十五的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因触犯万历并得罪首辅王锡爵被撤职回到故乡无锡后，这位“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的学者型官员已基本打消了在政坛上东山再起的念头。事实上，顾宪成虽然在仕途上惨淡经营了十多年，但始终只是一个位不高权不重的中级官员。绝意官场的顾宪成当然不会像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致仕者那样就此隐居林泉之下，得享天伦之乐，而是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那就是讲学。
作为晚明最著名的党派精神领袖和当时即被清流视为正人君子样板的顾宪成，有两件事颇能看出其持不同政见的个性：其一，张居正当政时，权倾朝野，官员们即便不依附他，也绝不会去得罪他。有一次，张居正偶染疾病，在京的官员们按照惯例写了一道给上天的祷文，为张祈福。顾宪成却拒绝签名，他的同事怕他的任性会招来张的怨恨，于是代他签名。顾宪成得知后，“手削去之”。其二，他和首辅王锡爵聊天，王锡爵不满顾宪成对朝政的批评，阴阳怪气地说：“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顾宪成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虽然只是一个对帝国的运行轨迹无足轻重的中级京官，但顾宪成的这些行为却给他带来了特立独行的好名声。当他被撤职查办后，名气反而越来越大，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包括一大批朝廷要员也纷纷上疏，要求重新起用他。但这些请求都没能说服日益固执己见的万历。一直等到万历三十六年，朝廷才又想起了他，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少卿。这一安排，与其说是朝廷认识到了顾宪成的意义，毋宁说是给众多请求起用他的官员一个安慰，或者说是要让他们从此闭上鸟嘴。顾宪成当然明白当政者以此堵塞天下人之口的用心，他“力辞不就”，继续一心一意地讲学东林。
有一次，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谈心，顾允成感叹说：“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顾宪成回答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从顾氏兄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从诞生那一天起，东林党就不是单纯的文人士子切磋时文或诗词歌赋的文学社，而是力图缔造成一个能够影响朝廷决策的政治小团体。顾宪成的另一句话则挑明了他如何反对身处多事之秋时，士大夫不问政事，只顾死读书：“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这一点，庶几可以看作顾宪成这位东林领袖晓谕东林士子的院训。这座由常州知府欧阳东风资助，在原龙城书院遗址上修缮起来的东林书院，由傍河而起的几十间房屋构成。由于声名日隆，前来求学者渐众，东林的许多弟子都借住在附近的寺庙中。东林书院的大门上，镌刻着一副由顾宪成亲自撰写的对联。即便是普通中国人，对这副对联也记忆深刻，乃至三百多年后，许多人只知此联而不知顾宪成和东林为何物：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的同仁除了他亲爱的弟弟顾允成外，尚有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以及主要资助者、在任的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今天我们重读他们之间往来的书札和文章，很容易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即这是一群忧国忧民到了无以复加地步的人。比如顾宪成，他自称忧世成癖，认为“时局种种可忧，真如抱薪于郁火之上，特未及燃耳”；高攀龙则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
东林党人对时局的关注与有时近乎于耸人听闻的批评，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其一，当政者对其心生不满，渐渐恨之入骨；其二，在野士人或不得意的官员则趋之若鹜，至于一时之间“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这些慕风羡义而遥相应和并以东林党自居者，内中自然有很多真正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但也不乏投机取巧、企图以东林为跳板进而奇货可居的奸佞中人，“附丽东林之徒，贪狡不肖者，亦出其中”——陈登原先生认为东林“外托清华，内多佥鄙，集华士、流氓、市侩、鄙夫成一集团”。也就是说，当东林党的领袖们为了扩大自身实力而对投怀入抱者不分良莠地一概吸纳时，注定了这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松散政治组织。后来东林惨遭清洗，甚至为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客观地分析东林党人，诸种历史的蛛丝马迹表明，这个政治团体在忧国忧民的旗帜下，的确吸附了一大批相对具备政治操守的忠贞之士。他们不愿像历代文人那样囿于学术文章，而是力图经世致用，希望在林泉而影响庙堂，也的确做过一些正义之事，“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为而闻名”。但是，在他们高标政治道德与政治操守的同时，往往矫枉过正，有政治洁癖的嫌疑。至于一批混迹东林党企图左右逢源者，更是与东林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
顾宪成是东林党的开创者和精神领袖，是这个政治组织的教父，但这位教父并没有等到东林党执掌朝政那一天。他于1612年去世，他的弟弟则比他死得更早一些。整整八年之后，顾宪成坟头的小树已粗如儿臂时，东林党人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把他们多年来一脉相承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机会。
1620年，是为大明万历四十八年，也是大明光宗泰昌元年，这一年，操纵帝国命运将近半个世纪的万历和他的儿子、在位仅一月的继承者光宗相继辞世，帝国之舵交到万历的长孙、光宗的长子朱由校，也就是前面述及的木匠皇帝天启手中。当光宗继位时，东林党人杨涟任兵科右给事中，以小臣预顾命，从而被推到了权力斗争的中心，后来因拥立之功升任左副都御史。当年和次年，一大批东林党人或亲近东林之人先后得到了天启的重用：已致仕回老家闲居的叶向高再度起复为首辅，韩爌、刘一燝任内阁大学士，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左都御史。一夜之间，东林势力几乎把持了帝国的大多数权力机构，当年顾宪成等东林党精神领袖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当政期间，其所作所为，与他们在野时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概括起来，东林党人当政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只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除了任用孙承宗督师山海关，从而使孙积极支持袁崇焕守宁远，客观上延缓了清军入关外，另外两件事均使东林党人和他们曾经尖锐批评过的其他政治利益团体一样，陷入了党派之争的泥沼却乐此不疲。其一，搜举遗逸，布之庶位。即大量起用和提拔自己人。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郑三俊、李邦华、王之寀等东林人士要么重登政坛，要么提拔重用。其二，在发展己方小团体力量的同时，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党、楚党、浙党。京察是明代每年一次的对所有官员的考核，由吏部牵头实施，而当时身居吏部尚书要职的是东林党人赵南星。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东林党人对与本党有隙的其他团体，或是仅仅因为没与东林党保持一致的中立官员打击报复，一大批非东林党官员纷纷遭到严厉程度不一的处分。往轻里说，东林党这是排斥异己；往重里说，无疑于利用公权合法地伤害政敌。然而令人侧目的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非正当行径，却被东林党上下视若当然——在一大批相对正直的东林党领袖眼里，似乎只要目标是高尚的，则实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不加选择。
东林党人如此施政的结果，使相当多的其他团体官员和中立派为了寻求保护，从而投奔到正在崛起的阉党领袖魏忠贤旗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的受重用和魏忠贤的受恩宠，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也是天启初年帝国政治中最具特色之处。帝国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利益集团，当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增多时，双方都失去了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耐心和可能，就像两个互相睥睨的巨人，必须用决斗的方式解决水火不容的对立，直到其中一方完全倒下。
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完全非其对手，最后不仅杨涟和左光斗等人横死狱中，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东林党也从此失去了执掌帝国政权的机会。但东林党人和阉党及其余孽之间的派系斗争，却一直在延续，从天启到崇祯，再到南明，直到大明余绪的彻底灭亡，这一斗争才画上了句号。究其实质，东林党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政党，而是古代意义上的朋党，乃是外人对东林人士带有贬义的指称。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指出的那样：“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至于东林党的历史地位，美国学者贺凯的总结最抵核心：“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一败涂地，却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同情和支持。因之，当东林党式微后，另一些士人也纷纷选择了结社的方式，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复社，而复社的主要领导人，则为张溥和陈子龙。
张溥是江苏太仓人，出身于世族家庭，其伯父曾任南京工部尚书，其父是太学生，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张溥因系妾出，在兄弟中饱受白眼，甚至遭到家仆的欺压。张溥自小嗜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他即奉母别居苦读。他读书时必亲手抄写，抄毕再朗诵一遍，诵完即焚，再抄一遍，再朗诵，再烧焚，如此达六七轮。多年以后，他右手握笔处，磨出了一个很大的老茧。冬季手皲，每天必须用热水温热数次。后来，他把书斋命名为“七录斋”，即指此事。顺理成章，他也因这种令人惊讶的苦读而博览群书。
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背景下，像张溥这种口吐锦绣、腹藏珠玑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济世之才自许。他们设计的好运人生，就是寒窗苦读之后，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从而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但事实上，读书多并不等于就有治国能力，更不等于君王就会赐给你治国平天下的权柄。因之，张溥虽然不到三十岁就高中进士，但只出任过庶吉士这种可有可无的闲散官职，离他的政治理想无疑判若云泥。是故，他很快就以葬亲乞归，仍然回到故乡太仓，在杏花春雨的江南继续读书作文。
与早年的困居书斋苦读、欲求大名于天下不同，这时的张溥已与他的同乡张采“名彻都下”，是远近闻名的“娄东二张”。就像大多数怀瑾握玉的文人一样，当闻达于君主、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另一些途径实现自我价值。张溥成长之时，正是东林党人因遭受阉党打击而日渐式微之际。虽然与东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渊源，但当“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时，张溥顺理成章地把江南地区众多的小社团合并为一体，号称复社，并宣称“吾以嗣东林也”，明确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
张溥亲自起草的复社纲领中，详细阐述了他设计与运作中的复社的思想立场，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这一段：“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为有用，因名曰复社。”这份纲领性文件中，张溥把顾宪成感叹官场腐败那句名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加以化用，这固然可以看作张溥步东林后尘的理想诉求，也可以看作他和他的同道们已经日益介入党派纷争。
复社成立后，在张溥的主持下，一共搞了三次大的活动，也就是三大聚会，分别举办于崇祯二年、三年和六年。
第一次大会即尹山大会。尹山在苏州以南前往吴江的路上，据说这里因掩埋了周朝贤臣尹吉甫而得名。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举行首次大会，是否有对尹吉甫见贤思齐之意，史料付诸阙如，不好臆断。《复社纪略》记载了参加此次大会的盛况：“于是为尹山大会……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广、闽，多有以文邮致者。”就是说，当时参与尹山大会的文人士子，主要以江苏和邻近江苏的湖北、河南、安徽、浙江人居多，陕西、山西、两广和福建因为路途遥远，没人前来，但仍然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文章邮寄过来。
第二次大会即金陵大会。是年，因值南京乡试，张溥利用士子云集的便利条件，在南京召开了金陵大会。参加此次大会者，除张溥本人外，还有陈子龙、吴伟业和黄宗羲等晚明时代最孚人望的文人。这次乡试中，复社成员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同时中举，而次年高中会元的吴伟业系张溥门人，这使张溥和复社声名大振，许多苦读寒窗渴望一举成名的士子纷纷认为，出于张溥门下，科考必然高中，于是加入复社的士子骤然增加。多年以后，黄宗羲在他的文章里回忆了当时与会的情景：“庚午，同试于南都，为会于秦淮舟中，皆一时同年。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少、蒋楚珍、吴来之，尚有数人忘之，其以下第与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秦淮是南京贡院所邻的花街，自古以来就以娼家众多而被看作是溢粉流脂之地。复社的大会在这里的船上举行，与会主要人物大多乡试高中，榜上有名，其风光与得意溢于言表。诗酒酬酢，才子佳人，均一时之选，难怪多年以后的黄宗羲还会清晰地记得这往年岁月的依稀游踪。
第三次大会即虎丘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在复社历史上规模最大，也被普遍认为是有明三百年间从没有过的盛举。大会之前，张溥遍撒英雄贴，邀请各地士子届时与会。当天，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山西、两湖和福建等地的士子达数千人之多，虎丘寺的大雄宝殿里坐满了人，连大殿外的生公台和千人石一带也成了会场，围观者更是不计其数，无不惊叹。参加大会的士子，争相把复社二字写在船头高挂的灯笼上，以自己身系复社成员为荣，就连不相干的士大夫家里也都在灯笼上写上复社名号，不但自己用，相邻的亲朋好友也借去挂几天，一时间几乎整个苏州城到处都能看到复社字样的灯笼。最离奇的是，当时太湖上的水贼也打出复社的牌子，以逃避官兵的追捕。